材料一   相对应于16-18世纪的欧洲商业革命，一些学者认为16-18世纪的中国也发生了一场商业革命。其主要表现为全国五大经济区域的形成以及以十大商帮为贸易主体的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的发展。而我们如果从全球经济发展的角度上来看，这一时期也恰恰是欧洲人因美洲白银的获得和日本人因本国银矿的开采对中国产品需求急剧增加的时期。海外白银的大量流入促进了明清社会的白银货币化，明万历年间的“一条鞭法”和清雍正年间的“摊丁入亩”，就是白银货币化的具体体现。凭借着白银，中国的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被紧密地联系了起来。

材料二   由于商业发展和繁荣，中国的富庶地区有着较高的生活水准，然而，明清时候的中国，技术创新并没有鼓励性的回报，理论极不发达；最重要的是，新儒家意识形态没有面临重大的挑战，而商人无法利用他们的财富来获取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权力从而抗衡国家的权力。与欧洲情况不同的是，晚期中华帝国维持灿烂的商业的原因不是新儒家世界的衰弱和资产阶级力量的崛起，而是帝国庞大的领土和人口所带来的巨大市场和王朝中期特有的长期政治稳定。

材料一16至18世纪中国发生了一场商业革命。在当时的中国国内，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的发展，布代替盐成为远距离贸易的主要手工业品，而丝绸的长途贩运量也很大。还应当指出，16至18世纪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是徽商、晋商、闻商、粤商、江西商、洞庭商、山东商、龙游商等商帮众多商人的行为，与以往个别商人的经营活动，已不可同日而语。因商业资本的集中，在运河沿线，有临清、济宁、淮安等一批商业都会兴起；在长江和珠江沿线，有汉口、重庆、佛山等一批商业都会兴起；在沿海则有天津、上海、厦门的崛起。在社会上，传统的贱商、轻商观念有了明显的变化。当时，尤其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江南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商品交易市镇或专业市镇众多，市镇中商贾林立，商品远销四方。这就把市镇周边的小生产者卷入市场从而导致小生产者的两极分化，出现了富裕手工工场主和贫穷的雇工。

——摘编自唐文基《16到18世纪中国商业革命和资本主义萌芽》

材料二 大约1300年，欧洲就出现了历史学家和经济史学家所说的“商业革命”。两个世纪以后的地理大发现，又有力地刺激了商业革命的发展，传统的社会经济模式的衰落和变化成为这个时代的特征。西欧商业经济领域的重大变革，表现为：从贸易范围看来，商业贸易从狭隘的地中海沿岸扩展到世界范围内；从内容和形式上看，世界商业中心从地中海沿岸转移到大西洋沿岸。其实贸易中心地转移并不仅仅指从地中海到大西洋，它还应当包括贺易中心在大西洋沿岸的转移：从伊比利亚到西欧大西洋沿岸及低地国家最后到英国。

——韩永飞《西方民族国家的动力：商业革命和价格革命》

材料一   而至明清，城市商业更是成熟，如北京明朝时，城内店铺林立，有三百六十行，还出现了许多专业性的批发市场，如米市、猪市，羊市、花市、煤市、缸瓦市等等。清朝时，北京商业更是超过明朝，庙市由22处增加为36处。除了北京之外，当时全国有“四大名镇”——佛山镇、景德镇、汉口镇、朱仙镇，这几个地方，商贾辐辏，交易兴旺。

——徐康宁等《文明与繁荣中外城市经济发展环境比较研究》

材料二   雍正帝接受了云贵总督鄂尔泰的建议，废土司为府、州、县。1731年，这项工作初步完成。改流的实行，清军驻防地扩大，雍正为加强对新设府县的控制，增添营汛（戍防军队）。在改流地区，废除原来土司的征收制度，与内地一样，实行按田亩征税的原则，但征收多少，又根据当地的情况来确定，一般少于内地。很多土民有了土地，大有重见天日的感觉。

——杜诗瑀《清世宗雍正传》

材料三   古城的审美特征是由古城墙所代表的。平遥城墙气势磅礴，结构巧妙，雄伟壮观，是我国现存最为完整的四座古城墙之一。城墙东、西、北墙为方直，南墙随中都河蜿蜒而筑。古城民宅（店铺）较多，鉴于国家财力和现状可能，平遥提出400余处典型民宅（店铺）作重点保护。日昇昌票号位于平遥古城西大街38号，如今已改为中国票号博物馆，共设有20余个展厅，可以看出中国民族银行业的轨迹。

——王景慧等《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论与规划》

材料一   依照传统理论，从政之道首先要有良好的人格和品性，一个从政者应该是一个有德行、有责任心的人，这样的人居于官位，一方面能保证更大程度地发挥权力的正面效能，防止权力异化，另一方面，在“上行下效”的原理下，好的官德会形成良好的官风，好的官风又会带动形成好的社会风气，如果民众都能自觉效法官员的道德行为，天下之治便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了，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所以，儒家一贯秉持“有治人，无治法”的观点，主张“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身教重于言教，这一观点为后代执政者所普遍接受。

——孙季萍、冯勇《中国传统官僚政治中的权力制约机制》

材料二   英国革命后虽建立了君主立宪制，但保留了国王许多特权，如录用官员之权，于是国王封官许愿，笼络人心。不少昏聩无能之辈在政府中高居要职。可见，在英国革命胜利初期，议会对国王的均衡和制约关系并不稳定。政治丑闻屡见不鲜，政府声名狼藉。随着英国的两党制成熟，下院多数党控制内阁，哪一个政党执政，就把官职作为“胜利果实”进行分赃，分给他们的支持者。所以，每次执政党的更替都要引起政府人员的大换班，使政府工作混乱。可见，无论是“恩赐官职制”还是“政党分赃制”，都有严重的弊端。一个是营私舞弊，买卖官职，使不学无术之徒充斥官场；另一个是造成行政系统动荡，政策缺乏的连续性。为了使政府在政党轮替时工作保持稳定，19世纪初，在政府各部设立“常务次官”及其下属的“文职服务员”，按规定他们不得参加政党活动，也不与内阁共进退。19世纪40年代，英国完成工业革命，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自由党长期执政。到19世纪后期，自由党政府颁布改革文官体制的法令，规定文官均需通过公开考试，择优录用。剥夺了贵族垄断官职的特权，确立了英国文官制度。英国文官制度的创立是工业资产阶级反对封建残余势力和资产阶级保守势力的胜利，从此剥夺了他们对行政机构的控制，使官员成为执行政府意志的可靠工具。

——摘编自王铭《英国文官制度述论》

材料三   20世纪初，清政府实行“新政”，但无力解决“新政”所需资金，只能加重旧税，增设新税。统治者不仅不思惩治腐败，渡过难关，反而乘机巧立名目，搜刮百姓，官员们中饱私囊，既增添了“新政”的难度，也败坏了“新政”的形象。下层人民忍无可忍，只好奋起抗争。

清朝长期实行捐官制度，“新政”曾下令废止，但实则一直存在，这就降低了官员的素质，助长了腐败。至于清政府的办事效率，更是低下，往往公文旅行，流于形式。“朝廷颁布一令，政府恭录谕旨寄之督抚，督抚下之司道，以旅行于各府各州县，而政府之能事毕矣。其行之有效与否，政府不复过问也……虽以奉旨交办之事，迁搁数载，亦遂久而若忘，因循废弛，遂以不振。”

——摘编自肜新春《晚清中国道路》，高旺《晚清中国的政治转型》

1866年，英国一位经济学家深为惊异地看到，今天的英国在芝加哥和敖德萨有它的粮仓，在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有它的森林，它的养羊场在澳大利亚，它的金矿和银矿在加利福尼亚和秘鲁，它喝从中国运来的茶叶，饮从东印度种植场弄来的咖啡。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大多数欧洲"内部地带"国家（指大不列颠与欧洲工业化国家）也都同样可以说是如此。

——摘编自【关】帕尔默《现代世界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