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据《礼记﹒王制》记述,春秋时期“中国（中原华夏）,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改变）……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而至东汉初年,据《续汉书﹒祭祀志》记载,光武帝称其时已然“车同轨,书同文,人同伦”。
材料二:会宁（黑龙江阿城）及国家兴王之地，自……迁都永安（今北京），女直（即女真）浸忘旧风……宴饮音乐，皆习汉风。
——《金史·世宗纪》
材料三：北方（指北方少数民族）奄有（统治）中夏，必行汉法，可以长久矣，故后魏（北魏），辽，金历年（统治时间）最多。
——（元）许衡《鲁斋遗书》
（1）根据材料一，概括从春秋时期到东汉中国文化发生的变化。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促成这一变化的原因。
（2）根据所学知识，概括汉唐时期少数民族在哪些方面丰富发展了中华文化。
（3）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辽，金“行汉法”的原因，并概述其内容。
（4）简述从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中得到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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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隋唐的中国的是一个庞大国际网络的核心部分，中国以其文化与经济的优势支持了军事活动，一度将北边游牧民族压服，形成一个无可匹敌的大帝国。经由羁縻州府结合外族的帝国外围，经由册封制度吸纳邻近国家依附于帝国体制。然而，更外一层则是吐蕃一类独立的势力，时友时敌，和战不定。以中国为首的东亚世界，与先后由波斯、大食为核心的中亚及西亚，在中亚颇多接触，国际上也以远交近攻的策略，发展为多角的关系......
--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材料二：（1816年）阿美士德担心如果拒绝行叩头礼，清廷会对小斯当东、对广州商馆留有不利印象，以至于产生不良后果。使团成员的小斯当东则坚决反对大使行跪拜礼。他认为，如果不考虑对中国仪式的反对意见，就会对先前马戛尔尼使团的声誉造成伤害，东印度公司的在华贸易利益也不可能会得到实现，抛开这些，行叩头礼也是对国家荣誉和尊严的牺牲，英国将不可能以任何方式来获得国家利益和商业利益。
--巩树蓉《小斯当东与阿美士德使团访华》
材料三：阿美士德访华使团结束后，阿美士德曾于1823年至1828年出任印度总督。他通过第一次英缅战争，迫使缅甸贡榜王朝割让了阿拉干，德林达依和阿萨姆。
--英亨利·埃利斯《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
(1)根据材料一回答隋唐民族关系的三种类型并分别举例说明。指出中国与大食国交往对世界文化的重要贡献。
(2)请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当时中国在与他国交往中，为何坚持要求他国行“跪拜、叩头礼”？根据材料二概括小斯当东为什么坚决反对“中国跪拜礼”？结合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指出当时的欧洲国家已经建立起怎样的外交制度？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第一次英缅战争是在欧洲各国建立的何种国际关系体系背景下爆发的，该体系有何特征？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从国际法应用角度分析西方国家有不同态度的原因。
材料一 至迟于《史记》已明确提出“各民族同祖同源”的结论，少数民族史家同样力图证明本民族与尧舜禹汤等先圣有血缘联系。魏晋南北朝、辽宋夏金元等时期，民族史观往往体现为华夷有别、夷夏之辨的一时之盛。隋唐时期，杜佑《通典》则认为“中华与夷狄同”，并客观探讨夷夏差别产生的原因。《元史·许衡传》中则对“天下一家”做出新的解释：“二小儿同父母兄弟也，或因小事物相恶骂，即咒其爷娘今死，不知彼父母亦我父母也”。
——摘编自李珍《中国古代民族史观的几个特点》
材料二 梁启超认为：民族成立之唯一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禹躬亲其劳以集大功，遂成民族结合之枢核”，之后逐步混合“成为数千年来不可分割、不可磨灭之一大民族”。他在《新史学》中说：“历史者何？叙人种之发达与竞争而已”。因此，“民族为历史之主脑”，应该记述民族“排入”“排于人”的历史，“排入者，则能扩张本种以侵蚀他种；排于人者，则本种日以凌夷衰微。”美国史学家杜赞奇称赞他“是第一个用启蒙的叙述结构来写中国历史的历史学家”。
——摘编自王娟《梁启超民族史观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白寿彝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以此指导自己的学术实践。在他主编的《中国通史》中，导论卷开篇就明确写到：“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中国的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也包含着曾经在这块广大国土上生存、繁衍而现在已经消失的民族的历史”，这是他率先提出并始终坚持的理论和原则。对于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他认为：“尽管民族之间好一段、歹一段，但总而言之，是许多民族共同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各民族共同努力，不断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
——摘编自王东平《白寿彝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史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民族史观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梁启超民族史观的形成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白寿彝对民族史观的发展，并简要评价。
材料一 《禹贡》成书于先秦，书中将所知的地域划分为九个州，是我国最早描述地理分区的著作。下图是宋人所绘的《〈禹贡〉所载随山浚川之图》，其地理范围与先秦《禹贡》九州范围基本吻合，图中的两条主要河流分别是黄河和长江。图中九州名称不仅字体大于其他地理事物的名称，且标注也整齐划一，俨然有意凸显九州存在的一体性。九州组成了“天下”，而“天下”也涵盖了九州。
材料二 下图是西安碑林博物馆珍藏的一幅绘于北宋时期的《华夷图》。在图中，正上方中间刻有“华夷图”三字，中原地区位于中央且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周边异族处于地图的边角。图中的文字标注较多，主要叙述周边民族与中原王朝关系的历史沿革。
材料三 万历年间，西洋传教士利玛窦带来《坤舆万国全图》。该图的四个角分别是北半球图、南半球图、九重天图、天地仪图，向人们展示当时欧洲的宇宙天地观念。为了减轻中国人的抵触情绪，利玛窦将中国从图的偏角处移到大体中央的位置。明代的统治者，包括万历皇帝均目睹过《坤舆万国全图》，盖那时的“中国”人对世界的真实形态已有所闻。
利玛窦在中国刊印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摹本）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单长城：《从四幅古地图看“天下观”的演变》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禹贡〉所载随山浚川之图》和《华夷图》体现的天下观的异同。
(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坤舆万国全图》对当时中国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