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家庭和妇女地位的变化反映了时代的变迁。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纵观中国女性的生存轨迹，在近代以前的私有制社会中……女性被排斥在社会生活之外，因而女性只有单一的家庭角色定位，即在家中扮好“贤妻”“良母”的角色，相夫教子。……这种价值观的形成是长期经济生活、历史文化积淀的结果。

——《论戊戌维新至五四时期的女性角色定位》

材料二   20世纪20～40年代，中国城市多数家庭的成员从工商业、服务业等工作中获取收入，妇女从事职业，拥有经济来源，家庭成员之间人身依附性减少。民国政府新《民法》规定离婚和结婚一样自由。燕京大学女生有96．7%的人赞成“无爱情即离婚”，上海“审判厅请求离婚案多”，而农村家庭中离婚现象则并不多见，甚至“夫可以出妻嫁妻”。

——摘编自张国刚等主编《中国家庭史》

材料三   梁启超曰：吾推及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请备陈其义以告下。……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美是也；女学次盛者，其国次强，英法德日本是也；女学衰，母教失，无业众，智民少，国之所存者幸矣，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

——梁启超《变法通义·论女学》

材料四   梁启超认为，新型的“贤妻良母”必须有一定的知识，才能“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这显然较以前的“贤妻良母”论者要进步得多，具有了明显的时代特点，但历史地看，梁启超的“贤妻良母”也难脱传统女子价值观的束缚，也有把女子的价值划在“相夫教子”的狭小圈子之嫌。

——王美蓉《中国近现代不同类型的女子教育目的之比较》

（1）根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指出导致中国古代女性地位低下的社会根源。

（2）根据材料二，概括20世纪20～40年代中国家庭变迁的特点。并指出推动这一时期中国家庭变迁的主要因素。

（3）根据材料三概括梁启超的妇女教育观。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分析该教育观的影响。

（4）材料四是用什么方法评价梁启超妇女观的？综合上述材料概括指出妇女观的变化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材料一有学者说，周代的宗法削是一个成功的创造，“大宗维翰（注：翰：栋梁），小宗维城”，既讲“亲亲”，也讲“尊尊”……东汉以后，强宗大族遍布各地，他们筑堡坞，置部曲，把持地方，操纵官吏，战乱时建立宗党武装，形成割据势力……两宋时期，宗族发展出现“千年土地八百主”的现象……如何整合族人、延续世系、复兴宗法，成为宋代士大夫面临的共同难题。随后，以建宗祠、置族田、修宗谱、定族规、立族长为主要特征的宗法家族制度得以全面复兴……明清时期，家法族规和乡规民约得到官方的认可和批准。成为传统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顾至于今日，欧洲脱离宗法社会已久，而吾国终颠顿于宗法社会之中而不能前进……夫孝之义不立，则忠之说无所附：家庭之专制既解，君主之压力亦散……故余谓盗跖之为害在一时，盗丘之遗祸及万世：乡愿之误事仅一隅。国愿之流毒遍天下。

——吴虞：《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1915年7月）

材料一 乡村是宋代地主阶级士大夫在社会变迁面前提出的挽救社会危机的基本建制,其途径就是通过士大夫自觉地义务地在乡村建立起开展思想教化的组织或机构, 向全体民众宣传传统政治统治的合理性陕西蓝田的吕大临、吕大防兄弟于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首先创立了吕氏乡约。该乡约规定:“在地方上推举年高德劭者一人为都约正,另外推举两位有学行者为约副。每月另选一人为直月。”年高有德、堪身体力行之人是被推举为乡约正副的基本条件,即声望和学识是乡约凝聚力形成的基本要求,其主要任务是扬善惩恶,对乡里社会实行教化,在乡里社会提倡互敬互爱、患难与共的淳朴社会风气。这本是过去历朝乡里制度所一贯坚持的宗旨,汉代至唐代的三老教化属于官方控制,但到了宋代,这一任务却日渐转由吕氏乡约这样的民间组织加以执行。

——摘编自王日根《论明清乡约属性与职能的变迁》

材料二 民国初期,山西乡村政权组织的建置十分混乱,经济发展能力也日渐枯竭,因此阎锡山执政之初,在山西乡村进行新“村制”的探索。他认为,“大凡世界各国,其行政网愈密者,其政治愈良好、愈进步……意欲由行政网不漏一村入手,一村不能漏然后再做到不漏一家而一人。网能密到此处,方有政治可言”。第一个阶段自1917年9月至 1922年3月,是“官治提倡村制之时代”,山西省公署颁布了一系列关于编村的幸程、条例等,并成立专门的机构自上而下推行新“村制”;第二个阶段是1922年3月至1928年,是 “村民自办村政之时代”,山西省公署设立了专门的考核机构——村政处,以行政力量促进新“村制”在各地的具体落实。经过不断完善,阎锡山用来实施“村政”的组织机构,由省起至乡村的邻,共建立起九级行政管理组织,即省署一村政处一禁烟股、考核股、总务股一区一县一段一编村一闾一邻一居民(另加村范委员),经过十多年的探索,阎锡山终于取得了将国家行政管理网络直接延伸到乡村社会的初步成功。

——摘编自马义平《近代山西社会秩序再构与权威重塑一一以民国初期山西新“村制”为例》

材料三 2014年9月召开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工作经验交流会指出,乡贤文化根植乡土、贴近性强,蕴含着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力量

【推荐1】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中国的宗族慈善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当时分散在各个家族中的祭田、族田、贡士庄等已经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族慈善到了宋朝有显著的发展。当时社会贫富贵贱之分日显频繁，由贱入贵的士大夫或经过漫长的卧薪尝胆，或经过数代人乃至众乡亲的节俭共助，他们早已深感入仕的来之不易，故多怀有对家族或乡井的报恩之念。宋代的许多大家族发展出了多种宗族慈善的形式，如义庄、义田、义塾等。他们通过此类义举，在“睦族敬宗”的旗号下，对族内成员在生养、学业、贫病和婚丧嫁娶等方面遭遇困难时加以救济。

——《中国慈善发展历史》

材料二德国于1863年颁布了《工人疾病保险规定的准则》，1884年颁布了《事故保险法》，1889年颁布了《伤残及养老保险法》，再加上20世纪初颁布实施的其他医疗、工伤、失业等法律，德国建立起当时世界上最完备的社偿州呆障法律体系．……1941年贝汽里奇设计的社启州呆障计划涵盖了养老、疾病、残疾、死亡、工伤、失业、妇女、儿童等八大保险项目，此后瑞典发展了这些思想，对公民实行全民性的普遍保障和广泛优厚的公共津贴，而被称为“福利国家的橱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贝弗里奇报告成为战后西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里程碑，也为后来社偿州呆障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胡继哗《追寻中西方社保文化的起源和发展》

材料三20世纪80年代，加拿大的“福利国家”制度也日渐成为社会各个群体批到指责的对象。面时质疑，加拿大各界也开始将研究的重点指向本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进行评估和反思。而真正的转变则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马尔罗尼执政时代——加拿大费雷泽研究所经济学家迈克尔•沃克认为，时加拿大失业政策的批评是有道理的，“我们对人们成为失业者的支出的太多”。

——《二战后加拿大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主要特点及启示》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古代中国社会保障的特点。

（2）综合材料一、二，指出相比古代中国的社会保障，近代西方社会保障与古代中国的不同之处。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加拿大“真正的转变则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原因和所采取的措施。

材料一：雅典国家的出现是在经济发展中直接从氏族组织发展出来的。周人型则是：氏族、血缘组织化在地缘组织之中，汉语“国家”这个词的组成“国+家”，很有意义地反映了国家形成中的历史现实。西周春秋的国家仍是由城邦组成的，从一开始就有上下领属关系。诸侯分出去的城邦，受诸侯国君的领导，没有哪个国家对它的领土四至有清晰的观念，后在战国时形成领土国家。希腊的古代城邦，都是些独立的城邦国家，在城邦居民管理城邦的权力上，西方古代城邦居民的权力保存并发展下来，出现近代民主；东方古代城邦居民的权力却削弱、最后在实际生活中消失了，我们只有皇权而没有民主。

——摘编自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及其向中世社会的过渡》

材料二：1949年标志着新中国由观念而成为现实，但对于新生的政权来说，它还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塑造新的国家形象。在开国大典及以后的国庆等节日中、“新中国”的标志——五星红旗、北京天安们、《义勇军进行曲》等核心元素所构成的国家形象符号体系。在仪式的操演中实现了合法化、神圣化。新中国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和新的经济秩序以塑造新的国家形象，同时推行社会改革，在重建社会结构中、群众运动再次被有效地加以运用，以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通过“翻身”意识等建立“积极的国家形象”，并赢得广大民众的普遍认同。拒绝“继承”旧中国一切外交“遗产”，从而“在整个战略上处于主动地位”，这极大地提升了新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摘编自周良书《“新中国”观念的生成和国家形象的初步建构》

材料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训以“家书”或“令”的形式为主，世家大族重视对子弟的教育，内容从修身到治学，从处世到事君。唐政府推广魏晋南北朝以来重视家训的经验，强化基层教化。唐《柳氏家规》是家训史上最早的一部比较系统、完整的家法。宋《袁氏世范》最初是袁氏家塾训蒙之作，因其“厚人伦，美习俗”，经版印后广泛流传。这一时期还诞生了大量家训诗，内容涉及报国恤民、为官廉正、重节崇德、耕读传家等明清时期，上至帝王显宦，下至普通百姓，多有家训问世。明代家训纷纷引用朱元璋亲制的《圣谕六言》，特别注意求子弟修身养德，“做个好人”，“学而优则仕”。同时还有宣扬勤道、诚实等商德准则的，比如清代官商胡雪岩的“五字商训”。此外当时社会上还出现了记录手工艺和科技的家训。

——摘编自徐少锦、陈延斌《中国家训史》等

材料二 被誉为“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以其严格的家风著称。在他写给家人的115份家书中，谢觉哉常教育子女：“我是共产党人，你们是共产党人的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也希望你们这样，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公仆，不辜负国家和人民对你们的培养。”建国初，儿女们得知父亲做了“大官”，希望得到一些“照顾”，到城里工作。谢觉哉写信告诫说服子女们，在农村老家搞好生产生活，安分守己，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谢老的家书，反映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优秀的“红色家风”

——摘编自郝建良《做官就要做“焦官”——从＜谢觉哉家书＞看家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