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其原因之小部分，则为三次革命，皆虎头蛇尾，未能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其大部分，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并此虎头蛇尾之革命未有焉。此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会，不生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也。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2卷

材料二   三纲之根本义，阶级制度也。所谓名教，所谓礼教，皆以拥护此别尊卑、明贵贱制度者也。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与阶级制度极端相反。此东西文明之一大分水岭也。吾人果欲于政治上采用共和立宪制，复欲于伦理上保守纲常阶级制，以收新旧调和之效，自相冲撞，此绝对不可能之事。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

材料三   由《新青年》卷起的新文化运动狂飙，猛烈地冲击了千百年来束缚中国人心智的道德、伦理观念及建构其上的政治意识，运动本身反映了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在认识中西文化差距问题上，已从器物、制度的层次深入到精神文化的层面，其对传统文化糟粕的批判和对西方思潮的大量引入，造就了一大批具有自由观念和开放意识的青年，对于民国政治、思想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张岂之《中国历史·晚清民国卷》

材料一：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传统文化统一性与多样性是对立统一的。汉代董仲舒“独尊儒术”的主张把传统文化的统一性推向了极致。但事实上，统治者宣扬的“吾家治国之道，霸王道杂之”，又使它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就先秦而论，从周人对前代的维新，到孔子对周礼的重新解释；从孟子对孔子思想的发展，到荀子对先秦百家争鸣的总结与融合，传统文化又经历了继承性与变革性的过程。古代中国虽历经战乱、分裂和王朝更替，但传统文化从未中断，总是在继承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连续性和包容性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这种包容性又有利于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摘编自张岱年《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材料二：1915年，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掀起了以改造国民性为主要目的的新文化运动。他们认为，国民性改造归根到底是革除旧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建立新的与共和制度相适应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他们喊出三个响亮的口号：个性主义、科学、民主。新文化运动中，他们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批判“吃人礼教”，提出要“以科学和人权并重”。中国文化从鹅片战争开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大体实现了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变。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一   中国第一位驻英法的公使郭嵩焘是另一位提倡渐进式改革的人，他对西方的直接观察使他公开承认，西方国家有他们自己独特的二千多年的历史、优秀的政治体制和道德学说。他在谴责自强运动局限性的同时，赞扬日本派学生赴英国学习法律和经济学，并敦促李鸿章接受西方的教育体制、政治制度、法学和经济学。郭主张，这些知识，而不是军事，才是一个良好政府和繁荣国家的基石。他的呼吁没有引起多少关注。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材料二   甲午战争之后，士大夫开始非常自觉而积极地改变，以期回应“西潮”的挑战。1895年以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思想，已经“与自强运动时期颇不相同，自强时期的求变求新，尚是相信中国的道统、中国的文化不可变，故其求变求新仅及于器物层面，而他们已经开始相信精神文化层面亦必须同时有所改变”。激进的变法者们为了挽救危亡，引入了从达尔文、斯宾塞到赫胥黎的进化理论，为自己的政治行为寻找新的正当性依据。

——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

材料三   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陈独秀《敬告青年》（1915年）

材料：1924年，孙中山在一次演讲中说：“我们要将来能够治国平天下，便先要恢复民族主义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诸君都是四万万人的子，都应该担负这个责任，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孙中山所说的治国，是指中国的独立、自由和富强（包括均富）；而平天下，则是发扬“济弱扶倾”的传统理念，帮助其他被压迫民族谋求各自的独立、自由和富强。孙中山所说的“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包括两层意思：一是把道德范围的东西放在知识范围中来探讨，认为应该先从个人的内省与自我完善做起，讲究自身的文明修养，然后才谈得上齐家、治国、平天下。孙中山沿袭中国的传统观念，认为家族是国家的基层团体，由家族而宗族而国族，合群图强然后才能讲民族主义，而且只有先恢复民族主义才能讲世界主义。二是力图以王道与霸道这两个古老词汇来区分东西方文化的本质差异。他曾经明确指出：“东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讲王道是主张仁义道德，讲霸道是主张功利强权；讲仁义道德，是由正义公理来感化人，讲功利强权，是用洋枪大炮来压迫人。”

——摘编自章开沅《王道与霸道——试论孙中山的大同理想》

【推荐2】【中外历史人物评说】阅读材料，完成下列问题。

材料清末著名外交家和诗人黄遵宪（1848～1905）在其著作《日本国志》中描述说：“日本迫于外患，……百务并修，气象一新，幕效西法，同遗余力……富强之机转移颇捷……，当有可与西国争街之势。”1887年《日本国志》成稿后，黄遵宪向李鸿章、张之洞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各送一部，但未引起重视，书稿直至甲午战争之后方才刊行。有人感慨：其书若早流传，可省赔款二万万两白银。康、梁诸人从该书受到启发，光绪帝也曾索要该书。黄遵宪评价戊戌变法说：“几百年积下的毛病，尤其要慢慢来治。这次的失败就是新派人‘求快’两个字的失败。……如有一般有学问、有办法、有经验、有涵养的老辈出来主持，一定可得相反效果的。”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数目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在甲午战争后受重视的原因。

（2）材料中黄遵宪是怎样认识戊戌变法失败原因的？请结合所学知识加以评价。

材料一   孙中山国家统一思想的内容博大精深，是民主革命时期指导中国人民进行国家统一运动的纲领性理论。他认为中华民族数千年形成的凝聚力和统一观念正是维系中国国家统一的心理基础，也是近代中国人民抗击外来侵略，消除内乱，实现国家统一的强大精神动力，故中国有识之士“喜闻保全之论；而恶分割之言也”。他指出：“中国现在祸乱的根本，就是军阀和那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打破了这两个东西，中国才可和平统一。如果没有统一，什么事情也干不成，民权、民生两大目标也难以实现。”为实现国家统一，孙中山一生都在不断与各派势力作斗争，在坚持武力统一的同时，孙中山从未放弃过和平统一的努力。虽然屡次革命失败，国家统一运动一再受挫，但孙中山从未气馁和动摇，1923年，他与来访的苏俄友人谈到：“倘若中国国民无统一之能力，东亚便要大乱不已，世界便不能和平。”他甚至号召周边国家团结一致，共同对抗帝国主义国家。

——摘编自贾孔会《试论孙中山的国家统一思想》

材料二   在新时代下，澳门已被纳入国家发展大局。与香港经验相比，澳门回归20年来实践“一国两制”的成功经验包括：有机结合全面管治权与高度自治权、维护宪法与基本法作为特区的宪制基础、积极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立法的宪制责任、积极推行国民教育。澳门特区政府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这个方针也是澳门“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基本规律。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2018年，港珠澳大桥已开通，将为澳门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资源，拓宽更广阔的空间。

——摘自邹平学《澳门“一国两制”成功经验与深层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