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鳊自冯霞《我国近代化学先驱徐寿的贡献述略》

材料一   1580年、1639年出现两次延续多年的瘟疫。疫情出现后，明朝基本上都是向疫区派出医官对患者进行诊治，并散发相关的药剂，向灾民发小额救济钱物，同时设坛做法事，期盼降神而新福救灾。有官员曾上疏说：“今之皆知教荒，而不知救疫。”明朝防疲的消极反应在很大程度受“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思想影响，认为疫是天神“震怒”的表现，这种观念使人丧失了与疫病积极斗争的意志，另一方面政府的公共责任也趁机推卸。瘟疫导致大量人口死亡，崇祯十六（1643年），北京鼠疫流行，不到7个月时间，就造成了20万人死亡，蔓延势烈，形势惨重

——据程扬《中国明清时期疫病时空分布规律的定量研究》

材料二   人类文明史也是一部同疾病和灾难的斗争史。病毒没有国界，病毒不分种族。中国坚持以民为本、生命至上，始终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态度，始终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对本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负责，也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责。现在疫情还在蔓延，防控仍努力，要全力搞好疫情防控，发挥世卫组织领导作用，加大对非洲国家支持，加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恢复经济社会发展，加强国际合作。

——摘编自2020年5月19日《人民日报》《习近平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致辞》

材料一   中国古代疫情多发……唐代也不例外。尽管医疗机构很完善、发达，但仍无法有效应对大规模爆发的疫病，其中重要原因是医疗资源的不均与不足。在此情况下，基层民间医疗有所开创和发展。受儒家仁政思想与佛教慈悲为怀思想的影响，唐代开办悲田病坊，救助病残、乞丐及贫民的专门机构，服务对象就是社会底层群体。所属关系有：一是受官府管理，经费也来自官府；二是僧人自行管理，经费来源于寺院。

——摘编自廖靖靖《多姿多彩的大唐风貌》

材料二   19世纪末20世纪初，“卫生”一词在晚清日益流行。由于近代社会的急剧转型，卫生涉及的已经不是个人或地方团体层面，而是同国家、民族联系在了一起。文化市场涌现大量的生理卫生、生殖医学的书籍和刊物，相关的广告与介绍也频繁见诸报端，大多强调泰西的兴盛与其对生理卫生学的重视密切关联，表示译者或作者的目的即在希望种族强盛上。”

——摘编自张仲民《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举，许多蛰伏的传染性疾病一度肆虐，鼠疫波及全国20多个省区，血吸虫病遍及长江以南所有省份。1949年10月，中央召开紧急防疫会议，确定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措施，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建立快捷的信息沟通体制，开展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1950-1953年连续召开三次全国卫生会议，将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强调群防群治。通过传媒界的政治动员和教育界、文艺界的防疫宣传，卫生防疫工作上升为全民政治运动，流行的各种疫病很快得到了有效防控。

——摘编自李向东、刘念《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疫情与疫病防控的政治化》

材料一   蝗虫有着极强的繁殖能力，往往成为庄稼的致命杀手，造成蝗灾。古人不了解蝗灾形成的真正原因，甚至认为蝗虫是“神虫”，于是就采用祭神的办法来解决蝗灾。但伴随蝗灾带来的巨大灾难，亦开始深入地探究治理蝗灾的方法和对策，《旧唐书》就记载唐代名臣姚崇运用蝗虫趋光这一特性有效捕打飞蝗；明代的陈世元曾撰写《治蝗传习录》，介绍养鸭、放鸭治蝗的成功经验。不过古代民众虽然掌握了一些治理蝗灾的措施，但是仍只能尽可能地减轻危害，而难以根治，所以蝗灾的发生依然很频繁。

——摘编自陈忠海《古代的蝗灾与治理》

材料二   党和政府对蝗灾问题高度重视，在中央要求下，各蝗区先后成立了专门的治蝗指挥部，并建立了责任制。党和政府还十分重视蝗情的侦查、预测预报工作，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并完善了相关工作制度。在具体的治蝗工作中，放弃了耗费人工过多而效果不明显的传统“挖卵"治蝗法，采取效率更高的药械治蝗法。在各级政府的领导下，民众被广泛动员起来，加入捕蝗、灭蝗的队伍，使得新中国的灭蝗工作发展成为一种群众性运动。经过不懈治理，最终使蝗灾这一历史性灾害得到有效控制。

——摘编自江满情《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蝗灾治理及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