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14日新华网博客

——崔道怡《略谈孔子塑像》，2012年9月《人民政协报》

材料一   夏、商、西周时期，形成了以“礼”治国的制度体系。“礼”实际上是一种等级制的生活和行为方式，专为贵族所有，即所谓“礼不下庶人”。到了春秋战国，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以法治国的学说和法治逐渐兴起。

——何怀宏《世袭社会》

材料二   国与国之并立而有交际；人与人之相处而有要约，法政所由立也。中国惟不讲此学，故外之不能与国争存，内之不能使吾民得所。夫政法者，定国之本也。……故今日之计，莫急于改宪法。必尽取其国律、民律、商律、刑律等书而广译之。

——梁启超《变法通议》

材料三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所以，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材料一   董仲舒以《春秋》经的权威，高度肯定了“大一统”，这符合孔子所说的“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但是孔子的“吾从周”仍是肯定了周朝的封建制，而董仲舒的“大一统”则已是对“汉承秦制”的郡县制的肯定。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使儒学成为“独尊”的国家意识形态，由此完成了“汉承秦制”与儒家文化的整合。如余敦康先生所说$中国文化作为一种实体性的存在，一种与整个民族的生活方式紧密相连的文化模型，不是在先秦而是在汉代才最终形成的。”

——摘编自李存山《董仲舒对先秦儒学的继承和损益》

材料二   朱熹把《大学》中的一些理论加以具体化、通俗化，上至国家的皇帝，下至各个家庭的百姓，构建一套周密的社会秩序。他关注社会基层的日常言行、所作所为，希望从基层着手，改变家族与村落，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因此，他重视儒学的普及化、通俗化，他编著《四书集注》，用理学重新解释《论语》《孟子》《中庸》，使理学透过“四书”而深入人心。他编著《小学集注》，旨在教育青少年遵循“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他编著《论语训蒙口义》，对儿童的生活习惯提出了行为规范。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材料三   “有为佛而货者，有为巫而货者，有为倡优而货者，有为奇技淫巧而货者，皆不切于民用，一概痛绝之，亦庶乎救弊之一端也。此古圣王崇本抑末之道。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

——摘编自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材料一 董仲舒指出，现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珠方，指意不同”，于是当政者无法“持一统”，以致法制频繁变更，臣民不知所守。他提出，应当禁绝与孔子之术相异的学术，使得民知所从。这样的观点，得到最高统治集团的认可。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

材料二 唐末五代长期混乱。五代时期的五十多年间，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国被弑者八人，伦理纲常遭到严重的破坏。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为了使自己不成为第六个短命的王朝，宋朝必须厉行集权，加强朝廷的统论力量，也必须重整伦常，恢复并发展封建伦理秩序。自宋太祖起，最高统治者全力提倡儒佛道三家思想，力图以儒学为核心建立新的思想体系。此时的知识分子在唐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冲破汉儒的章句注疏之学，不仅舍传，而且疑经，不仅疑经，而且改易经文。这造成了两汉以来罕见的活跃气氛。历经周敦颐、张载等人，至二程终于以“理”作为世界的本源，使儒学完成向哲学化、抽象化的理学的过渡。

——摘编自田建尔《略论程朱理学的形成和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