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在和平年代，英国可以通过“英日同盟”来制约日本在东亚地区特别是中国的扩张行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不仅完全陷入欧洲战场而无法自拔，还需要日本的军事援助。故而，日本政府能够趁机利用“英日同盟”来胁迫英国，以满足其侵略中国的野心。此外，“英日同盟”还大大限制了北京政府的外交活动空间，面对日本1915年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除了美国威尔逊政府给予中国有限的道义声援之外，再也没有其他国家可以帮助中国。因此，英日同盟的存在让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中国外交处于恐惧的阴霾之下。

——摘编自马建标《中国面对“英日同盟”的阴影》

材料   “一战”爆发前夕，德国总理特奥巴尔德预想的是“短暂的风暴”；英国外交大臣爱得华·格雷向下院保证：“如果我们参战，我们所遭受的伤亡会很少，甚至比我们不参战也多不了多少。”20世纪初，大国间的外交冲突和危机严重且频繁，而可供应对的策略并不多，似乎只有战争这一种解决模式，缺乏妥协缓冲机制和中止终战的可能——没有国联的外交控诉平台，没有联合国五大国协调的机制，也没有国际危机管控的成功经验和范例可供参照，国际治理机制还是一个空白。而战争一旦引爆，则“天然”地具有世界性，爆烈度前所未有。只有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大战，以及延续20世纪后五十年的冷战之后，痛定思痛，乱而后治，国际社会才会深刻认识到国际治理和危机管控的必要，必须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国家利己主义、强权外交至上，才能走向和谐共生、互利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时代。

——摘编自李杰主编《历史课标解析与史料研习世界现代史》

材料一   马匹最早可能的驯化迹象是在住宅区域内似乎存在一组带有大量动物粪便的后霉菌，学者们将其解释为代表一个马圈。早在公元前3600年，在哈萨克斯坦的克拉斯尼亚尔就发现了该证据。马可能是为了食物和牛奶而饲养的，而不是骑马或承重。公认的骑马考古证据包括马牙上的磨损——在公元前3500-3000年左右，在现代哈萨克斯坦的博泰和乌拉尔山脉以东的草原上发现了这种磨损。在考古组合中，只在少数牙齿上发现了磨损，这可能表明有几匹马被骑着狩猎和收集野马作为食物和马奶消费。最后，使用马作为驮畜的最早直接证据——以马拉战车图画的形式——来自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美索不达米亚。在2009年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一篇论文中，艾伦·K·奥特拉姆（AlanK.Outram）及其同事研究了支持博泰文化遗址驯化马的三方面证据：胫骨、马奶消耗和马齿磨损。这些数据支持马在公元前3500-3000年之间在今天的哈萨克斯坦境内驯化。2012年的一项研究（Warmuth及其同事）结合了考古学、线粒体DNA和Y染色体DNA，支持马的驯化发生在欧亚草原西部。

——根据网络资料综合整理

材料二   在“一战”开始的时候，欧洲军队对骑兵有着很高的期望。然而，随着参战双方的火力大大提高，军事家们发现，新式堑壕战所造成的致命地形几乎使骑兵在西线毫无作为。但是，在汽车、拖拉机和卡车相对少见的时代，补给、新型重武器的拖送、军队的运输仍然需要依赖大规模马力。因此，英军和法军从殖民地和盟友中大量进口马匹。成千上万的动物跨过大洋，加入战争，据统计大约有800万匹马在“一战”这4年中被杀。

——摘自美国《大西洋月刊》2014年5月18日《一战中的动物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