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一般认为，“社区”这个概念出自德国学者藤尼斯1887年的著作《社区与社会》一书。西方发达国家的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也早于中国的实践。欧洲早期的救济工作就发挥了社区的重要作用。18世纪末、19世纪中叶德国部分城市实施的济贫改革，其要点就是“将城市划分为若干社区，结合社区中教育、卫生、福利及宗教组织”的力量；19世纪末，英国和美国发起社区睦邻组织运动，旨在通过社会组织的参与，整合社区内外资源，激发居民自主自立精神，协助社区内的弱势群体。二战以后，联合国借由“社区发展计划”来推动社区发展，借以推动基层社会改造。
——吴晓琳等《“社区复兴运动”以来国外社区治理研究的理论考察》
材料二 汉以后的中国古代社会在农村存在着一个信仰儒家意识形态的地主阶级，他们“官于朝，绅于乡”，实现乡绅自治，使得社会组织中层和上层官僚机构有效地衔接整合，起到沟通官府与民间的作用。另一方面，宗法组织也能够和政府管理衔接，宗法族长、家长往往把监督族人完成课税、服役、承办官府事务作为自己的要务。这样就形成了国家官僚机构、乡绅自治、宗法家族三种组织层次，均认同儒家意识形态，因此，我们称之为“宗法一体化结构”，它是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整合方式。
——摘编自金观涛、刘青峰著《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西方社会“社区治理”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儒家“宗法一体化结构”形成的原因和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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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唐太宗时期,规定“笃疾、废疾给（田）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七十以上及废疾，既不任徒役”。唐太宗奖励那些孝义之家，为高龄老人配侍丁。当巡幸某地，或碰上遇甘雨、谒献陵等重要事件时，他还会赏赐弱势群体。五代以后，贞观时期开创的唐朝社会保障措施大多留存下来。
——摘编自赵克尧等《唐太宗传》
材料二 陕甘宁边区重视因躲避战争而逃难到边区的群众，还高度重视社会优抚工作，注重保障军人及其家属的基本生活。边区通过征收救国公粮、救国公债、寒衣募捐等形式筹集社会保障资金。保障涉及的人群有工、农、学、兵和公务人员等各个群体。由于边区群众文化水平低，边区交通、通讯不发达，政府很重视对众多社会保障法规的宣传解释。
——摘编自任学岭《陕甘革命根据地史》
材料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就普及了基本的社会保障，使得集中资源发展工业化的战略成为可能。出生婴儿死亡率从195。年的约25％减少到1981年的低于5%，使中国成为一个“具有第一世界人力资本的第三世界国家”。改革开放初期，城镇劳动保险制度仍然在国有和集体企业有效运行，医疗教育、住房的成本较低，企业可以用较低的工资水平雇用工人，从而形成所谓“低劳动力成本”优势。
——摘编自江宇《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的社会保障》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唐太宗保障弱势群体的举措所体现的传统思想及作用。
(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与唐太宗时期相比陕甘宁边区社会保障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成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意义。
材料 宋代官方救助重点由乡村扩大到城市，呈现出向日常性社会保障体制发展的趋势。随着经济的发展，各级城市突破原有政治和军事性质带来的限制，呈现出空前的兴盛。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又引发激烈的社会竞争，导致市民贫富分化现象日益突出，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年）五月，宋廷采纳大臣苏舜钦的建议，仿照唐代旧制，在开封创设福田院。
宋代城市的官方医疗救助并不是分散、孤立的行为，而是普遍推行的城市救助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北宋时期，从相关政策的制订、制度的建立、机构的创置，到各项措施的实施及规范，乃至一些具体的救助活动，几乎都是由朝廷直接发出指令，并由各种朝廷派出机构负责和监督与执行。随着朝廷政策上的开放和鼓励，地方政府逐渐由被动转为主动。除了各类穷民和贫民，也涉及普通市民、流动人员、灾荒饥民，乃至部分官宦士人。这些原本身份不一、高下有别的社会群体，在官方医疗救助体系中不再具有等级差别，而是同属平等的被救助者。
——摘编自陈国灿陈雪瑶《民生为重：宋代城市的官方医疗救助》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城市医疗救助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城市医疗救助发展的背景。
材料一：政府遣使“问疾四方，赈济百姓”始于西周。到汉代，国家救助已涉及收养孤儿、贩恤鳏寡、救济废残、赈灾济贫等方面。唐代，政府还增设专门机构按资产多少、丁口强弱划分“贫户”，并分等级予以救助，为防作假，还定期检阅人丁形貌。宋以降，贫困救助开始引入经济手段和民间力量，如采用招商赈济、以工代赈，“纳业补官”（对参与扶贫的富户安排官职）等。此外，从先秦《周礼》中的“荒政十二策”到清代《荒政辑要》，中国古代在贫困救助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摘编自邓云特《中国救荒史》等
材料二：19世纪中叶以后，内忧外患下的清政府无法救助贫民和灾民，以士绅富为主的民间救助日趋活跃，作用越来越大。如光绪初年的"丁戌奇荒”，浙商胡光墉在陕西等省筹捐白银近9万两；经元善等成立“上海公济同人会”募捐善款。1902年北京一些富商创立“工艺局”，向城镇贫民教授凿井、铁工、玻璃制造、工业纺织等技以工代赈。此后，各地纷纷仿效，救助从多村向城镇延伸。同时，许多人开始研习西方社会救助思想，赵元益的《备荒说》就是典型，他阐述了救助从传统的“养民”转变为“教民”的必要。
——据陈桦《中国社会救助活动的近代转型》
材料三：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中国广袤的农村地区分布着2.5亿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极端贫困人口，占当时农村总人口的30.7%。仅在1978至1985年间，中国农民收入增长了1.69倍，农村贫困发生率则下降了50%。2003年，中国农村外出就业的劳动力超过1.1亿人，全国农民人均劳务收入514元人民币，在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加额中，劳务收入的贡献率达到52.1%o有世界银行专家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成为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贫行动，尤其对减少农村地区的绝对贫困人数更是如此"。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贫困救助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晚清贫困救助的变化，并简析变化的原因。
（3）如何理解材料三中“改革开放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贫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