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馆和商会是极富中国特色的民间自发组织,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有待挖掘。
材料一 会馆是中国民间的自发组织,迄今所知最早的会馆是建于永乐年间的北京芜湖会馆。早期的会馆绝大部分都设于北京。每三年在京举行一次科考会试,每科应试的人数众多。为方便这些人的食宿,各地在京官员,商人等共同资修建房舍,专门接待本乡本土的举子,此即为会馆。受此启发,工商各行业为协调关系,联络感情,也建立了一些行业会馆。明中叶以后,具有工商业性质的会馆大量出现,但这些工商业会馆仍保持着浓厚的地域观念,绝大多数仍然是工商业者的同乡行帮会馆。
——据王日根《中国会馆史》等
材料二 商会是由商人组成的合法团体。中国商会出现于20世纪初,在1912年后迅速发展起来。下表反映了1912-1918年全国商会数目及其会员数。
年份 | 商会数目 | 会员人数 |
1912 | 794 | 196636 |
1913 | 745 | 192589 |
1914 | 1050 | 203020 |
1915 | 1242 | 245728 |
1916 | 1158 | 193314 |
1917 | 1148 | 206290 |
1918 | 1103 | 162490 |
——据【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现代中国的知识革命》
材料三 据1949年的统计,北京有会馆建筑550余处。到了今天,除少数会馆还保存得不错,成为文物保护单位外,多数已经成为居民大杂院。
——据《北京会馆寻遗》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北京会馆兴盛的原因,并说明其性质变化。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全国商会的整体发展趋势,并说明其背景。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今天应如何对待上述会馆和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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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北宋建立后致力于发展经济,商业活动越来越发达。当时的外贸分官营与私营,且以后者为主。两宋先后在广州、泉州、明州、杭州、密州等12处设有市舶司,专司外商货物税,还制定市舶条或市舶法,不许官员权责经营海外贸易、买舶商货物。当时,与宋王朝有海上贸易的达50个国以上,进出口货物达400多种,进口商品有香料、珍珠,象牙、药材等,主要出口纺织品、金属及其制品、陶瓷品、茶叶等商品。
——摘编自齐涛《中国古代经济史》
材料二 明朝嘉靖、万历年间,民间海外贸易兴起,中国海商的足迹几乎遍布东南亚各国。他们用瓷器、丝织品换取南洋的香料、药材和珠宝。欧洲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到来后,则用白银换取中国的生丝和瓷器。隆庆元年(1567年),明朝政府开放海禁,在漳州府的月港设督饷馆,私人海上贸易取得某种程度的合法地位。在明朝的海外贸易中,中国始终处于出超地位,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不得不用大量白银来支付贸易逆差。海外白银的流入,增加了国内白银的总量,扩大了白银的流通范围。货币开始以白银为主。
——摘编自卜宪群《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1)根据材料一,指出宋朝海外贸易发展的表现。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朝海外白银流入中国的主要原因,并说明其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的积极作用。
材料一
材料二 山东商帮里面,主要是大官僚、大地主兼大商人。这也决定了山东商人所走的道路及商业资本的流向是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
鸦片战争后,尤其是民国时期,宁波商帮中新一代商业资本家脱颖而出,把商业与金融业紧密结合起来,从而使宁波商帮以新兴的近代商人群体的姿态跻身于全国著名商帮之列。他们所经营的银楼业、药材业、成衣业、海味业以及保险业,也是名闻遐迩。
——张正明 《中国十大商帮》
(1)据材料一,概括商帮的特点。从明清时期农业产业结构、货币演变方面分析商帮兴盛的有利条件。
(2)据材料二,指出山东商帮和宁波商帮发展的不同趋向。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宁波商帮这种发展趋向的原因。
材料一 商标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原始社会后期,作为商业性标记的原始商标就开始产生。春秋战国时期,木工、竹工、漆工、陶工、冶师等工匠为了在商品的交换中便于别人识别自己的商品,在自己的商品上刻上自己的名字。这时候的商品标记仅仅具有区别不同生产者或所有人的性质。三国时期,酿酒业已经非常兴旺,出现了如“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诗句,在这里,商标的广告宣传功能已经体现出来。北宋时期,山东济南刘家功夫针铺使用一块铜板制作的白兔商标,基本具备了现代商标的构成要素,这是我国商标史上最早的较为完整的商标铜板。明清时期,工商业已经相当发达技术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地步,出现了不少知名的商标,假冒商标也时有出现。
——摘编自刘晓东《“商标权”名词的历史渊源与演变》
材料二 明代正德《松江府志》:“(松江)俗务纺织他技不多。而精线绫、三梭布、漆纱方巾、剪絨毯,皆天下第一。”崇祯《松江府志》所说的“尤尚精敏”的品牌有:三梭布、云布、标布、官布、飞花布、织花绒布等。一些无良商人非法经营,假冒品牌与商标,牟取暴利,在明末清初已经成为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如顺治十六年(1659年)四月松江知府衙门立告示碑,揭露了牙行奸商沈青臣等,假冒松江金三阳字号品牌的违法行为。然而,由于松江优质棉布销路十分旺盛,利润可观,一些奸牙仍然以身试法,一而再再而三地假冒松江品牌商标,非法牟利。1703年和1713年官府又两次立碑严禁。
——摘编自樊树志《晚明大变局》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国商标发展的特点,并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明清时期松江地区经济发展的表现。
(3)根据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商标发展和保护的看法。
材料一 张之洞从1890年至1896年4月,先后动用官款达5829629两(包括投产后亏损额)。这批巨款除由清政府拨给部分外,其余全部由张之洞东拉西凑各地方官款予以弥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库空如洗,无力顾及新式工业的需要,加之各省又分摊着战后赔款负担,再也没有余力接济汉阳铁厂的经费。1908年,经清政府农工部注册批准,盛宣怀将“官督商办”的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合并组成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冶萍公司),正式开启了汉冶萍公司“商办”时期。1913年,汉冶萍公司与日本签订了1500万日元的借款合同,以扩大生产为目的的大冶铁厂工程相继开工。
然而,好景不长。由于债务关系,不得不受制于日本。重息借日债,年年积累,愈欠愈增。从此以后,日本牢牢地掌握了汉冶萍公司,使汉冶萍公司陷入不能独立发展的困境,相反却大大地促进了日本钢铁工业的发展,日本官营的八幡制铁所历次扩建计划就是以从汉冶萍掠夺的铁矿石和生铁原料为依据来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钢铁价格猛涨,而汉冶萍公司因为契约的束缚,致使销售日本的铁矿石和生铁的价格不能提高,坐失发展的良机,从此一蹶不振。再加上国内军阀混战,抗日战争爆发,内忧外患,汉冶萍公司终因巨债缠身,入不敷出,至1948年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组成的汉冶萍公司清理委员会接收为止,既不产铁,也不产钢,从而结束了58年(1890-1948年)的历史。
——摘编自周建华《汉冶萍公司历史上的三次变革》
材料二 八幡制铁所创立以来的政府投资单位:日元
项目 | 金额 | 备注 |
创立工事费 | 19936810 | 1896年,最初预算为409万日元 |
临时事件费 | 4786825 | 日饿战争时期的军需设备投资 |
第一期扩张费(1906年起) | 10880000 | 为期3年,1906年议会批准,1909年竣工 |
第二期扩张费(1911年起) | 16150029 | 为期5年,1911年议会批准1239万日元, 1915年追加经费,次年竣工 |
第三期扩张费(1916年起) | 71930838 | 为期6年,1916年预算8451万日元,延至 1929年工 |
赈灾费 | 900000 | 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复兴费用 |
若松筑港补助费 | 50000 | 1899年通过 |
设置运转资本支出金 | 4500000 | |
预备金等支出(截至1924年) | 957382 | |
合计 | 130541884 |
——李海涛《清末民初汉冶萍公司与八幡制铁所比较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冶萍公司建立的原因和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冶萍公司和日本八幡制铁所建立初期的共同特点,分析两家企业命运成败差异的原因。
材料一 晋商具有爱国热情,为报效朝廷,常常参与朝廷的平叛与防务活动,捐钱出人都比较踊跃。在国家危难之时,晋商常常直接参与国家的军事行动,保家卫国。晋商的爱国情怀还表现为力争主权。清末,晋商的标号名声逐渐开始衰落,但是他们并没有以此而萎靡不振,依然和全省人民共同团结,全心全力,与想独霸矿权的外国商人(主要是英国商人)进行了长达十几年抗争,始终不屈不挠,最终从英商手中赎回山西煤权,保护了山西的煤矿资源,同时,晋商还舍利取义,回报社会。很多晋商在创业经商积累一定财富之后都会伐善行施、购药治病、架桥修路、接济孤寡、扶持穷苦等。
一指
——编自廖启云、李忠民《晋商责任意识的基本内容探析》
材料二 当时的商人已不再拘泥于士农工商的传统定位,他们将自己誉为社会的中坚,自豪地表示:“今日实业之世界,论人数以商界为至众,论势力以商界为最优。”有的声称;“今日之商家,实操我民族存亡起废之权者也”;有的指出“追文明进步,出产丰富,器用繁多,万国交通,因利生利,而商人居中控御,握一国之财政权,而农、工之有大销场,政界之有大举动,遂悉唯商人是赖。”
——摘编自朱英《近代中国商人思想观念的发展演变》
材料三 在当代中国,一些企业家将儒家的伦理道德用来指导和规范企业的经营管理行为,同样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从2016年(第六届)中国商业文化与管理学术会议上公布的“2016年中国儒商风范企业50强榜单”上,就有华为电子、海信电器、海东集团等知名全业,这五十家企业的儒商风范凸现出儒商精神在当代仍具有其不巧的价值。目前我们国家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在当下的市场经济社会中由于中国传统商业伦理的缺失,各种商业欺诈行为和假冒伪劣产品层出不穷,在这个时候重提和重振儒商精神就显得格外重要。
——黄鹰《儒商精神及当代价值》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晋商社会责任感的具体表现并分析形成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史实说明近代中国商人如何“操我民族存亡起废之权”。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儒商精神的当代价值。
材料一:甲午战后,中国近代民族工业进入初级发展时期。到民国成立,国内新创办的、资本在1万元以上的工厂共有468家,平均每年增设24.6家,资本总额高达9822万元,平均每年新投资为 516.9万元。值得指出的是,新投资本中80%以上属商办企业,改变了甲午中日战争前以清政府投资为主的特点,民族资本成为本国工业资本的主体。投资方向方面,主要涉及纺织、缫丝、面粉、火柴等 轻工业。同时,在工业企业的地区配置上,开始越出沿海、沿江口岸,逐渐向内地城市伸展。
——摘编自王觉非《近代中国工业的发展以及阻碍因素》
材料二:据不完全统计,仅民国元年宣告成立的实业团体就达40余个,截至1915年12月,遍布全国各省区的此类实业团体达107个。这些实业团体的行业以及旨趣虽然各有不同,但振兴实业、强国富民却是共同的目标。仅仅在1912年和1913年,中国新成立的工厂数就分别达到2001 家和1249家。1913年至1915年,平均每年注册工厂为41. 3家,到1916年全国的工厂数达16 957家,1918年,全国工厂资本数达1.5亿元以上。1919年,中国的产业工人已达200万人。
——摘编自吴承明、董志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材料三:“一五”计划开始时,工业化所需巨额资金主要取自我国的农业。民国时期中国的积累率从未超过6% ,而1953年以来,积累率高达20%-30%。随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制度的建立, 全社会剩余直接集中用于经济积累和建设之中。新中国成立时,我国轻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高达73.6%。“一五”计划期间,重工业生产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35.5%提高到45% ,飞机制造、汽车制造、发电设备、冶金设备以及重型机械等工业部门建立起来,旧中国重工业极端落后的面貌有所改变。这一时期,国家加大内地投资,新建了一大批工矿企业。
——摘编自高粱《新中国初期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回顾》
(1)根据材料一,概括甲午战后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912-1919年间中国民族工业快速发展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一五”计划期间中国工业化的特点,并说明这一时期中国工业化建设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