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新经济政策对传统理论和体制发出了严峻挑战，建立起了受国家政权领导但又为国家服务的特殊的“资本主义”，并且为小生产者的存在正名：农业上，每一户的粮食税额取决于它的土地数量、家庭人口、收成和财产状况，多打粮就能多得粮食，因此受到了农民的欢迎在这一政策下，农民可以把多余的粮食拿到市场上去出卖，这就打开了市场的大门，为商品的流转、商品经济的恢复和活跃创造了条件。此外，这一政策还改变了内战后期产品的免贵分配，允许商品买卖合并实行按技术高低、贡献大小付酬。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现代史》

材料二   斯大林往往打着列宁旗号，大量地引证列宁的话，实际上斯大林与列宁的联系是非本质的。斯大林主义是背离列宁的思想的。在军事共产主义结束后，列宁强调把全国视为一个合作社，向社会主义过渡是长期的，并且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过渡形式，而斯大林对苏联体制进行了彻底改革。《消息报》评论员鲍文认为，需要彻底改革的斯大林模式的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经济过程中行政命令式的管理方法，这也对此后的领导人产生影响。

——摘编自陆南泉《对斯大林模式的再思考》

材料三   关于苏联的部分观点

——摘编自林志彬《苏联剧变原因探讨》

材料一 在早期资本主义阶段，形成了古典自由主义，其学说的代表人物为亚当·斯密。随着资本主义继续发展，社会化生产不断扩大，垄断资本主义出现。古典自由主义终结于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以美国“罗斯福新政”为主要代表的凯恩斯主义开始大行其道。第二次世界大战至20世纪70年代，行政干预、提升政府在维护个人自由及市场经济方面的作用被人们广泛接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2001年网络泡沫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及随后的欧债危机，更是打破新自由主义神话，让美国模式威信扫地，使人们的信心发生彻底动摇。

——摘编自徐飞彪《美国乱局背后的新自由主义衰落》

材料二 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期间，商品货币关系基本被取消。但落后的生产力条件和普遍的小农生产，导致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设想难以实现。列宁推动实施了恢复商品货币关系的“新经济政策”。苏联迅速推进了农业集体化和计划经济，形成了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在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斯大林重新确定了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作用范围，即众所周知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只存在于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之间。1956年的“秘密报告”后，赫鲁晓夫推动的经济改革使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出现松动，在社会主义阵营反思苏联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讨论重新形成。

——摘编自王立胜《科学理解唯物史观中经济与政治的辩证关系：三次争论及其当代启示》

材料一   19世纪中期，英国2%最富有的人所聚敛的财富占国民总收入的40%，体力劳动者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从1803年的42%下降到1867年的39%。政治家托玛斯·卡莱尔由此认为，政府的“自由放任”成为了“财富主义的真理”。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现代的工人……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愈来愈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直到20世纪初，国家作为一种超社会力量对分配加以调节，才使贫困问题逐步得到解决。

——摘编自刘金源《财富与贫困的悖论——论英国工业化的失误及其原因》

材料二   十月革命后建立起来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工业基础薄弱。斯大林认为，苏联处于资本主义的重重包围中，必须最大限度地集中资源和力量走向社会主义。1928—1937年，苏联实行了两个五年计划，1936年，苏联新宪法明确规定，苏联是工农社会主义国家，它的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1937年苏联国民收入由1913年的210亿卢布增加到963亿卢布，人民总消费水平提高了一倍。30年代苏联第一次消除了失业，实行免费医疗、社会保险和退休金制度。

——据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只有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才能有全国人民的富裕生活，只有实行社会主义，才能有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在一段时间内，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发展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理解和实践上的一些失误，使共同富裕一时成了空中楼阁。改革开放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开辟了通过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途径，到20世纪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得到基本解决，逐步建立起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据张雪梅《新中国成立后的共同富裕思想与实践》

材料一   1861—1900年，俄国煤开采数量增长52倍，采油量增长超600倍，铸铁产量增长8.5倍。此外，俄国工商业快速发展，城市人口数量也快速增加，19世纪60年代人口超10万人的大城市仅3个，20世纪初有29个。19世纪下半期，铁路大规模修建后，不断涌现出许多新型城市，原有城市规模因铁路运营也进一步扩大。19世纪末，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城市已转变为俄国大型工业、政治和文化中心，相应的大量圆石路和公路铺设工作有序开展。其他城市也开始开展大规模的道路修缮工程，各城市道路路况明显改善，道路照明设施也迅速改善，大城市主要街道已开始安装路灯照明，城市电话网也迅速发展。

——摘编自张广翔《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材料二   “一五”计划期间（1928—1932年），苏联建成了60个新城市和大型工人镇，改建了30个大城市。“二五”计划期间（1933-1937年），苏联又完成了400多个城市的改建和新建计划。苏联政府将它从全国汲取的资源通过行政调配的方式用于建造新城或改建原有的城市，而政府建造新城或改建旧城的指导思想之一就是限制大城市的规模。20世纪30年代，苏联工业化主导下的极速城市化使得人口迅猛涌向大城市，一时间，城市生活设施严重供应不足；而这个时候，工业化急需大量的资金投入，苏联政府并无余力扩建和维修城市生活设施，以增加供给。为了不让苏联城市产生资本主义国家大城市中的贫民窟现象，苏联政府找到了“减少需求”的办法，那就是贯彻执行“控制大城市规模”的城市发展方针，不让人口集聚到大城市。对此，苏联一方面是减少甚至禁止在大城市进行工业建设，以控制大城市工作岗位的规模；另一方面是推行“身份”制度，以阻止外来人口流入大城市。

——摘编自邓杰《斯大林和苏联限制大城市规模的缘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