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华夏各国的上层家族都述说、记录祖先的起源故事，如此形成纷杂的古帝王、英雄传说。在各家族与地域人群的竞争与融合中，这些古帝王、英雄传说逐渐彼此串联起来，譬如，传说中的古帝王帝喾成为商人与周人的共同祖先。如此，逐渐产生了一个树状的华夏祖先源流体系。各地方的华夏贵族，都将自己的祖先如枝叶般地依附在此华夏源流树上。在许多华夏认同的边缘地带，如汉代的蜀郡与会稽，人们更借着强化“舜东夷之人也”“禹兴于西羌”等历史记忆，来使得整个地区人群摆脱华夏边缘地位。到了汉代，以历史记忆凝聚的华夏，其边缘已大致确定。黄帝成了所有华夏的共同始祖，这就是这个华夏源流树的“根”，此后华夏多以黄帝子孙记忆来彼此认同。魏晋“五胡内迁”，纷纷宣称自己与华夏同源，后秦姚氏宣称“其先有虞氏之苗裔”，大夏政权的建立者赫连勃勃宣称“大禹之后”。

材料二   古希腊历史上从家庭、城邦到部落同盟的发展过程所形成的认同感，在被灾难性的波斯入侵战争强化后，激发成为整体的民族认同。反波斯战争前的政治宣传便是利用了这种历史久远并逐渐增强与融合了各城邦的整体认同，以维护整个希腊民族的利益为由，向人们灌输反抗战争的正义性与必要性。同时，对蛮族缺乏理性、野蛮凶残、天生具有奴性等特点加以渲染，突出自我与他者的重大区别来加强希腊人的优越感。通过提升希腊民族的整体优越性，来鼓舞人们支持正义的战争。事实上，凭借着如此得来的势气，希腊人，尤其是雅典，在重创波斯后顺势推进，进行了一系列海上殖民活动。也就是说，政治宣传利用了逐渐成熟的“泛希腊主义”的影响，而在实际操作中往往是为了政治利益而偏离了这一理念原有的航道。

——据卜思嘉《欧洲人的认同：从古代“泛希腊主义”到欧洲联盟》

材料一   古典时期，地中海很多城邦粮食的输出、输入由政府经营，相互间订立“贸易合同”。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雅典城市与希腊其他城市之间的城际“互市”贸易也逐渐兴起。雅典的对外贸易是双向的。雅典既加工制造常用的金属与贵金属、木材、羊毛、皮革、琥珀、象牙等产品，又向域外输出本地的葡萄酒、橄榄油、纺织品、精美工艺品、陶器、军器、金属器皿、白银，以及其他手工制成品。雅典、米利都和科林斯等皆是当时希腊城际“互市”贸易中重要的商贸中心城市。

——摘编自解光云《述论古典时期雅典城市的商业经济》

材料二   春秋时期冶铁业的出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使社会经济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商业和城市也开始繁荣。与此同时，“工商食官”制度开始瓦解，个体手工业者、自由商人开始出现，农业及手工业的发展，私人经济的崛起，促进了战国商业的空前发展。商人的活跃尤其是富商大贾的出现，金属铸币的广泛流通以及高利贷的产生，作为商业都会的一大批城市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古代社会的面貌，对政治产生了较大影响。

——摘编自蔡敏《春秋战国时期的商业活动》

材料三   20世纪80年代初，武汉70多个国优名牌享誉全国，由历史上小小的“汉口正街”演变为小商品市场的“天下第一街”，成为武汉商贸业发展的一张名片。1982年8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经验值得重视》的社论，汉正街一夜之间闻名全国，电视剧《汉正街》也曾一度热播，汉正街以商贸流通发达的形象再获盛誉。尤其是它“买全国，卖全国”的经验，成为改革开放初期“对内搞活的典范”。

——摘编自袁永友、王云《我国改革开放40年内陆市场的变迁——以武汉商贸流通为例》

材料一   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古希腊殖民最根本的原因是当时的人口增加带来巨大压力，同样还包括各城邦内部的阶级斗争所引发的人口外流。除此之外，工商业的发达也是影响殖民的重要原因，为了寻找更廉价的原材料和更广阔的市场，商人也成为了对外殖民的重要成员。希腊本土的地理缺陷日益明显，资源和市场的贫乏伴随着国内人口的暴增进一步推进了海外殖民，去海外寻找立足空间成为了人民的正当需求。政治家族的权力分配和“宁为鸡头不做凤尾”的传统思维的影响，也促进了古希腊上层势力主动前往海外拓展的意愿，同时，先进发达的航海技术也为这些出走提供了客观条件上的便利。

——摘编自《从西方人的扩张精神入手，探讨古希腊海外殖民的持续性》

材料二   西班牙、葡萄牙的殖民扩张主要是国家组织的，带有很强的封建性，其掠夺的财富在本国并没有转化为资本，而在统治阶级向欧洲其他国家购买享乐用的奢侈品时逐渐流失；荷兰、英国、法国的殖民扩张主要是殖民公司组织的，以营利为目的，带有很强的资本扩张的性质。

——摘编自赵卓煜《西班牙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