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思维方式的典型差异

经验综合型·实证分析型迫于严峻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先秦时代的思想家都没有把外在世界（自然和社会）当作人的对立物进行思考，而是把人作为“天地之心”，从人出发体验天地万物，从身家出发体验国家天下。这种思维方式，就是古人称之为“经验综合型的主体意向性思维”，它的基本模式和方法，是“经验综合型的整体思维和辨证思维”。古希腊有十分优越的自然条件，古希腊人领受到大自然的特殊恩惠，他们对大自然不仅没有压抑恐惧的感觉，反而十分热爱和崇尚，他们把自然作为人的对立物进行考察。近代经过培根和牛顿的创造性研究，把自然界看成一个自组织的系统进行研究建构，对之考察时，就注重实证，力求精确，以达到建立合乎逻辑法则的理论系统的目的。这种思维方式被称为“实证分析型的客体对象性思维”。

意象性与实证性，古代中国人注重“观物取象”，立象尽意，取象比类，以形象反映客观事物，用形象的方法表达抽象的事物。古希腊沿着理性的方向发展，思维注重形体，侧重于事物的要素、结构，重定量，借助概念、判断和推理等思维形式和各种思维方法，在理性推演中认识事物的性质和联系，对思维对象进行间接的、概括的加工，因而呈现出抽象性特征。

模糊性与精确性，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的模糊性经过长期的延续而得到了丰富的发展，但是没有像西方思维方式那样在近代受到了精确性的否定，因而直到现代，中国思维虽然吸收了西方思维的精确性，但是模糊性的特征还是很明显的，注重直觉体悟，缺乏逻辑推理，往往带有朦胧、粗略、笼统甚至是猜测的成分。西方人自古以来就重视数学和逻辑，因而具有精确性的性质，精确性是西方近代思维的一大特征，这促使了数学、力学、天文学、生物学、化学、物理学等学科的发展。西方人崇尚科学和理性，注重思维更精确活动的严格性、明确性和确定性，注重思维程式的数学化、形式化、公式化、符号化和语言的逻辑性，思维方式也必然带有精确性。

为什么科学诞生于西方而不是中国？

《几何原理》是古希腊人的著作，《九章算术》是同一时期中国人的著作。明朝的时候，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带着《几何原理》这本书来到中国，和他的中国朋友徐光启一起翻译的时候，徐光启将这本书和《九章算术》进行了比较，发现差异非常巨大。中国人研究数学就聚焦于一些实用的数学问题，而西方人也就是古希腊人特别注重寻找事物背后的原理。

这种探求事物背后普遍原理的思维方式，对于发明创造而言非常重要。意大利是文艺复兴的发祥地，圣母百花大教堂的穹顶是佛罗伦萨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建于辽朝的应县木塔，是中国的一个古塔，它全部由木头建造而成，没有使用一根钉子，技术非常高超。但有趣的是，西方人由于喜欢探究事物背后的规律，他们努力探究并掌握了建造庞大穹顶的工程学的原理，所以类似这样的教堂可以在整个欧洲到处兴建，可以用各种方式来传播给其他的人，从而让其他的工程师也能够迅速掌握建造的方法。而中国的这种建筑技术，只有师傅向徒弟这一种传授的方式，他没有掌握背后的科学原理，所以没有办法进行大规模的仿效。所以即使到了今天，而令文物保护者十分头疼的是，没有人知道塔的建造原理，如果你拆掉了一个木头，你是装不回去的，你不知道它背后的原理，这就是东西方思维方式所造成的差异。当西方人掌握了一个事物背后的普遍规律的时候，他是可以把它向外推广的，可以应用到其他领域其他的环节，从而可以扩张知识就发生了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