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认为，该运动之所以爆发，实乃中西文化相交引发的多次冲突并促成国民的逐步觉悟之产物。自西方文明输入后，“凡经一次冲突”，中国“国民即受一次觉悟”。这种冲突与觉悟总共历经七个时期，概而言之，最初觉悟者为学术，其次为政治，现在迫切需要的是“伦理的觉悟”。这是因为，东西伦理观念的根本差异，正是“东西文明之一大分水岭也”，中国要“建立西洋式之新社会”，最终有赖于伦理观念的根本性变革。由此可见，“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中国人在应对内忧外患的长期过程中，逐步感受与认知的结果。它高喊“打倒孔家店”，在“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的“新旧思潮之大激战”中，将以“孔教”为标识的传统文化推到“理性的法庭”上，使之遭到“最无情的批判”。

———摘编自颜德如《社会大变局与大趋向之中的“新文化运动”》

材料二   1919年年底，《新青年》为重印前五卷刊登广告，其中有这么一句：“这《新青年》，仿佛可以算得‘中国近五年的思想变迁史’了。不独社员的思想变迁在这里面表现，就是外边人的思想变迁也有一大部在这里面表现。”的确，思想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真正形成爆发式效应的则是五四运动的推动，五四运动是使得思想意义上的革新转化为现实的运动。

———摘编自陈殿林、郝新宇《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作用再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