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西汉时期，御史由最初的君主秘书人员逐渐演变为集文书枢机之权和监察之权为主的核心监察官，御史大夫秩两千石且为副丞相，御史机构的设置和分工更加清晰，“给事殿中”“理众官”等官员在秦代御史执掌监察权的基础上逐渐扩大化和精密化。西汉初期，御史的办公场所是位于宫中的御史大夫寺，此时的御史与秦朝时一样也成为沟通皇权与相权的重要节点。西汉中后期以来，虽然御史大夫外化为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官员，但以御史中丞为首的侍御史仍继续留在中朝，并通过与尚书在行政机制的分工等方面的适应性调试，发展了原有的监察之权，御史与尚书最终成为中国古代的专门监察官员。
——摘编自牟学林《从枢机到监察：西汉御史机构的职能转化》
材料二 东汉时期，尚书台尽管是总理政务的中枢机构，但却已享有一定的监察权，其机构设置也较为完善，尚书令、尚书左丞以及诸尚书都获得了较大的相互独立行使的监察权。就监察对象而言，尚书台不仅可以监督台内官员，还可以弹劾台外官员的不法行为。虽然在实践中尚书更多的是行使其对外朝官员的弹劾权，但无论是台内官员，还是台外官员，都在尚书台的监督范围内。尚书台官员不仅可以劾奏官员的政治犯罪，还可以就官员违反礼制的行为进行纠举。尚书台的监察权是东汉多元监察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与西汉时期尚书仅临时性地弹劾官员相比，无疑是一大突破。
——摘编自王娟《东汉尚书台监察职能探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西汉时期御史制度演变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东汉时期的监察体制“无疑是一大突破”的表现。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两汉时期监察体制演变的历史作用。
材料 昔秦王见周室之失统，丧权于诸侯，自以当保有九州，见万民碌碌，犹群羊聚猪，皆可以竿而驱之，故遂自恃，不任人封立诸侯。及陈胜、楚、汉，咸由布衣，非封君有土，而并共灭秦，遂以败也……高帝怀大智略，能自揆度，群臣制事定法，常谓曰：“廊而勿高也，度吾所能行为之。”宪度内疏，政合于时，故民、臣乐悦，为世所思，此知大体者也。 王翁（王莽）嘉慕前圣之治，而简薄汉家法令，故多所变更，欲事事效古。 美先圣制度，而不知己之不能行其事。释近趋远，所尚非务，故以高义退致废乱，此不知大体者也。
——摘编自东汉桓谭《新论》
(1)根据材料，分别概括秦亡汉兴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王莽改革的不足之处。
材料一 汉代豪强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社会阶层。起初，他们是民中之“豪”，首先强在其财势，“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兼并大量田产，“与民争利天下”；其次强在族势，“汉代豪强往往不只是一两个人，而是一个大宗族”，“雄张闾里”，成为离心力量，他们还恃财“买复”，享受免役特权。高祖刘邦与功臣列侯们推行“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等打击豪强的政策。汉武帝继续大力加强中央集权，推行了一系列打击豪强的政策。
材料二 列侯是仅次于诸侯王的第二等贵族爵。西汉昭宣以后，非豪强出身的列侯及其后代通过兼并土地，经营工商业，以及宗族势力的壮大而成为豪强；一些豪强通过军功、裙带关系、世传经学而受封为列侯，成为豪强在“庙堂”中的代理人。在联合镇压了黄巾起义后，上层列侯纷纷抛弃中央的荣位虚职，积极攫取州郡牧守的职位，企图割据一方；地方豪强的军事力量得到迅猛发展，同时也积极投靠那些掌握地方实权的上层列侯。而后，曹操、孙权、刘备等分别联合不同的豪强地主武装壮大了自己的政治力量。
——以上均摘编自秦铁柱《汉代列侯与豪强关系刍议》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汉政府抑制豪强势力的原因及其主要措施。(2)根据上述材料，概括汉代列侯与豪强之间关系的变化，分析东汉末年豪强势力发展的主要影响。
| 幼帝即位 | 14岁以下10人 | 和帝、殇帝、安帝、婴帝、顺帝、冲帝、质帝、灵帝、少帝、献帝 |
| 宦官专权 | 史书详细记载9人 | 郑众、侯览、梁冀、唐衡、单超、管霸等 |
| 外戚干政 | 6姓外戚 | 窦氏、邓氏、阎氏、梁氏、董氏、何氏 |
| 军阀割据 | 13州进30名 | 曹操、袁绍、吕布、张扬、陶谦、张绣、刘表、董卓、孙权等 |
| A．东汉灭亡的根本原因是军阀割据 | B．外戚宦官专权导致政局黑暗 |
| C．豪强地主势力壮大导致军阀割据 | D．幼帝即位直接影响中央集权 |
材料 湖南为南楚之地，在西汉和东汉前期以“风俗脆薄”、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生产落后著称。但是，到了东汉中后期，湖南四郡（长沙、桂阳、零陵、武陵）的户数和人口数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见表 所示）。
两汉湖南人口对照表
| 郡国名 | 西汉（公元2年） | 东汉（公元140年） | 备注 | ||||
| 县名 | 户数 | 口数 | 县名 | 户数 | 口数 | ||
| 桂阳郡 | 郴、临武、便、南平、耒阳、桂阳、阳山、曲江、含框、浈阳、阴山 | 28119 | 156488 | 郴、临武、便、南平、耒阳、桂阳、阴山、曲江、含涯、浈阳、汉宁 | 135029 | 501403 | 所属县去阳山，增汉宁（顺帝永和元年置） |
| 武陵郡 | 索、孱陵、充、临沅、沅陵、镡成、无阳、迁陵、辰阳、酉阳、义陵、很山、零阳 | 34177 | 185758 | 汉寿（故索，顺帝阳嘉三年更名，刺史治）孱陵、充、临沅、沅陵、镡成、迁陵、辰阳、酉阳、零阳、作唐、沅南 | 46672 | 139378 | 所属县去无阳、迁陵、很山，增作唐、沅南（光武建武二十六年置） |
| 零陵郡 | 零陵、营道、始安、夫夷、营浦、都梁、泠道、泉陵、洮阳、钟武 | 21092 | 139378 | 零陵、营道、始安、夫夷、营浦、都梁、泠道、泉陵、洮阳、重安（原钟武，顺帝永建三年更名）湘乡、昭阳、蒸阳（原属长沙） | 212284 | 1001578 | 所属县增加湘乡、昭阳、黍阳三县 |
| 长沙国（东汉改为郡） | 临湘、罗、攸、连道、益阳、下雋、酃、蒸阳、湘南、昭陵、茶陵、容陵、安成 | 43470 | 235825 | 临湘、罗、攸、连道、益阳、下雋、酃、湘南、昭陵、茶陵、容陵、安城、醴陵 | 255854 | l059372 | 所属县去忝阳，增醴陵 |
| 合计 | 47县 | 126858 | 717449 | 49县 | 649839 | 2813266 | — |
| 西汉户126858；口717449；户均5.66口 | 东汉户649839；口2813266；户均4.33口 | ||||||
注：根据《汉书·地理志》和《后汉书·郡国志》统计。
——摘编自张齐政《东汉时期湖南人口增长原因论略》
(1)根据材料，概括东汉中后期湖南人口的变动情况。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东汉中后期湖南人口变动的影响。
材料一 西汉王朝在部分地区恢复封建形态，分封诸侯王国。汉景帝以后，王国的地位等同于郡。经西汉一代的变化，郡级政区（郡与国）数量与秦代相比大幅增加。西汉末年的郡国总数增至一百零三，共统辖一千五百八十七个县级政区，平均每个郡国的管理幅度为十五个县，也还算适宜。但是对中央政府而言，要直接管理百来个郡，这个范围却是太大了。因此汉武帝在郡级政区之上设立了十四部，作为监察区。首都周围诸郡由司隶校尉部统辖，其他郡国则分属十三个刺史部，每部设刺史一人，刺史按六条规定检察地方长官的行为，但不管理地方的行政事务。刺史的品秩只有六百石，而郡太守的品秩却是二千石，“夫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权之重，此小大相制内外相维之意也”。这种以小官监察大官的制度行之颇为有效，郡太守大都能克尽厥职，奉公守法，汉宣帝因此甚至发出“与吾共此（指天下）者，非良二千石乎”的感叹。
——摘编自周振鹤《中央地方关系史的一个侧面》
材料二 东汉初年，郡县设置并无变化，但两汉之际的战乱造成人口锐减，为紧缩行政开支，减少赋役负担，刘秀裁并四百多个县，并裁去郡都尉，将其职权合并于太守，使太守权力明显扩大。同时，刺史的权力也呈扩大趋势。西汉刺史作为皇帝耳目权势很大，此后其实权又不断扩大。东汉中后期因战事渐多，刺史常率兵出征，并利用兵权勾结地方豪强。
——摘编自赵炎才《中国传统地方行政制度的主要特征分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汉地方行政制度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东汉以来地方行政改革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影响汉代地方行政制度变迁的因素。
材料一 三公称曰冢宰，王者待以殊敬，在舆为下，御坐为起，入则参对而议政事，出则监察而董是非。汉典旧事，丞相所请，靡有不听。今之三公，虽当其名而无其实，选举诛赏，一由尚书。尚书见任，重于三公。
——范晔《后汉书》
材料二 武帝从贤良文学或上书言事的人当中，先后拔用了严助等人，在他们的本职以外，另给侍中、常侍等加官，让他们出入禁省，随侍左右，顾问应对，参与大政……武帝还用宦官为中书，掌尚书之职，比用士人更为得心应手。这些人在皇帝左右，逐渐在宫内形成一个决策的机构。
——吕思勉《秦汉史》
材料三 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名，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指尚书台）。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
——范晔《后汉书》
注：《后汉书》为南朝宋历史学家范晔编撰的记述东汉史事的史书。吕思勉编写的《秦汉史》成书于1947年。
1．根据三则材料，概括从西汉到东汉这一时期丞相与尚书的地位的变化过程。2．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分析这种变化出现的原因。
材料在战国时期，秦国开凿水渠浇灌庄稼，关中水网密布，巴蜀有都江堰水利工程，使小麦种植面积大为增加。秦汉时，不仅中原地区基本实现“铁器化”，四周边远地区也先后实现此进程，铁器的重要性在农业生产中日渐显现。汉朝廷比较重视牛耕的推广，对所徙民、屯田民或“假与犁、牛”，一些地方官吏，如龚遂、王景、任延等人，也比较注重牛耕的推广。汉代，水利事业较为发达；汉武帝时，关中开凿了许多渠道，如漕渠、白渠、龙首渠、六辅渠等。《史记·河渠书》有载：“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胜言。”赵过在推广牛耕的同时，亦据“古法”推广代田，“是后边城、河东、弘农、三辅、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谷多"。
——摘编自齐涛《中国古代经济史》
(1)根据材料，概括秦汉时期的农业成就。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秦汉时期取得农业成就的原因。
材料 汉光武帝首先妥善安置功臣减小改革的阻力，然后命令后族、宫戚“不得封侯与政”，重申“阿附藩王之法”收捕诸王宾客；重视人才选拔，沿用察举制，颁布了“四科取士”的诏书。公元39年,下令在全国“度田”即丈量土地，引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地方骚乱。光武帝用镇压和分化相结合的手段平息了叛乱。汉明帝令外戚、阴、邓等家互相纠察，穷治楚王刘英；建武6年裁并了400多县约占三分之一，吏职减损，十置其一；文书调役、务从简寡，至乃十存一焉。中央兵减至2500人，废郡国都尉都试制度；改变王莽时期机构乱置的做法，加强原有秘书机要机构尚书台的事权，削弱了宰相三公（太尉、司徒、司空）权势，君主集权因此而强化。经过汉光武帝和汉明帝长达几十年的改革，东汉初年的政治、经济大为改观，史称“光武中兴”。
——摘自翦伯赞《秦汉史》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东汉初年改革的内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东汉初年改革的作用。
材料一
材料二 公元125年冬天，洛阳暴发了大疫，朝廷在十二月的诏书中说是因为“阴阳不和”导致“疫疠为灾。”第二年即公元126年正月甲寅诏中又说：“奸慝缘间，人庶怨读，上干和气，疫疠为灾。”……“冬十月丁亥，司徒朱伥以疾疫罢”，企图以此达到消弭疫灾的目的。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袁祖亮主编《中国灾害通史·秦汉卷》
（1）根据材料一，概括汉代疫灾分布的时空特点。
（2）根据材料，指出汉代疫灾应对思想的主要特点及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