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隋书·食货志》中记载：“晋自中原丧乱，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皆取旧壤之名，侨立郡县，往往散居，无有土著。……其无贯之人，不乐州县编户者，谓之浮浪人，乐输亦无定数，任量，准所输，终优于正课焉。都下人多为诸王公贵人左右、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皆无课役。”……据《宋书》记载：“及至（东晋）大司马桓温，以民无定本，伤治为深，庚戌土断，以一其业。于时财阜国丰，实于此。自兹迄今，弥历年载，画一之制，渐用颓弛。……于是（宋公刘裕）依界土断，唯徐、兖、青三州居晋陵者，不在断例。诸流寓郡县，多被并省。”

——据《隋书》《宋书》等整理

材料二   “侨置郡县”的建立给南方的郡县制度、行政区划和户籍带来极大的混乱，因此东晋南朝政府以整顿户籍、搜括人口为主要目的的所谓“土断”先后实施了十次。侨户“土断”后皆入白籍，成为国家的正式编户，并且从“土断”注籍到正式课租，给予新附侨户一定的优复期限。其中桓温和刘裕在实施“土断”后，国家都出现“财阜国丰”的局面，刘裕“土断”的成功和王、谢为首大族的衰颓密切相关。……东晋南朝虽屡经“土断”，仍然是“弥山满海，皆是私役”。

——摘编自曹文柱《关于东晋南朝时期的“土断”问题》

西晋末年，琅琊王司马睿率领一批大臣渡过长江，其中大部分是士大夫阶层和贵族阶层，史称“衣冠南渡”。这一时期北方先进的农业、手工业技术与江南传统生产技术相结合，使得江南经济迅速繁荣。北来大族大部分都是中原的高门士族，而且都是好学玄学有文化的名士，玄学一度成为江南的主流思想文化。对于北人到来，江南名士虽存在着矛盾的情绪，但文化修养与北方大族确实有很大的距离，经过碰撞交流后，他们转而钦佩，甚至仿效。南北士族在文化上的融合催生了六朝时代突出的文化成就，如王羲之的书法、顾恺之的绘画、南朝石刻、刘勰的《文心雕龙》、范晔的《后汉书》、葛洪的《抱朴子》、法显的《佛国记》等，皆为当时文化智慧之凝聚。以都城建康为代表的文化远播到东亚列国，对日本、韩国、朝鲜一带的文化产生深远影响。

司马睿之所以能够在江南重建政权，完全依赖的是北方的大族和江南高门士族。东晋建立以来，高门大族便架空皇权。当南朝皇帝的权力开始回归时，士族政治权力已经走下坡路，所以士族对家族利益的追求更加强烈。当国家危难之际，他们畏缩不前或者变节投敌，为国殉国者很少。

——摘编自贺云翱《长江文化，中华文明的壮丽篇章》、杨敏（试论东晋末的永嘉“衣冠南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