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北魏统一中原以后，首都平成地处边陲，已不能适应统治的需要。平城地区半耕半牧，土地贫瘠，国家财政入不敷出；而中原至平成又不通水运，一遇灾年，便饿殍遍野。孝文帝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性好读书，“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太和十七年，服丧满三年后，孝文帝为实行“文治”理想，决心迁都洛阳。

——据张凯之《中国历史新编》

材料二   孝文帝从平城迁都洛阳后，规定随迁的鲜卑人说汉语，着汉服，改汉姓，与汉人通婚。但这一系列改革带来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北魏在事实上开始放弃了二元帝国的政治架构，丧失了帝国的内在均衡。北魏因此自毁长城，在孝文帝身后不久便陷入严重内乱。

——据施展《枢纽-3000年的中国》

材料一   春秋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最讲“夷夏之辨”，但强调的是大一统框架内的夷、夏之别。孔子作《春秋》，强调大一统，在大一统下明“华夷之辨”，标准则是是否符合西周礼乐文明，因而夷、夏可互变：夷用夏礼，即符合华夏文化，则进而为夏；夏用夷礼，则退而为夷。孔子崇尚周的礼乐文明，认为华夏文化优于其他文化，故强调“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但并不排斥其他族类，其办学的方针即是“有教无类”，主张“修文德以来之”。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夷夏观，虽然强调以华夏礼乐文化为标准相区分，但它是大一统视域下的“夷夏之辨”，究其实，是要将各族一统于礼乐文化，因而强调兼容并包，本质上是中华各民族在大一统框架下互动、交融与发展。

材料二   东汉以来，入主中原的各少数民族一边自称为华夏先王之后，与中原汉人族源相同，一边主动接受汉族文化，以华夏正统自居，在其统治范围内努力推行汉化政策，促进了民族交融与中华文明认同。中国历史由此进入由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与南方汉族政权并立、共为中华的南北朝时期。两晋南北朝是政治上的大分裂、大动乱时期，但也是民族大迁徙、大融合时期，既有边疆民族的大规模内迁，也有中原汉人向南方及其他边疆地区的流动。这种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和文化交流，促进了中华民族的交融与发展，进一步加强了各民族间的内在联系与密不可分的整体性，强化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

——以上均摘自刘正寅《从民族交融发展看中华文明的统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