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北魏孝文帝在位时（471—499年），统治集团在政治、经济、鲜卑人的生活习惯等方面采取了规模较大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改革大体分两期进行（如表3）。它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了各族融合的成果。改革也遭到了一部分保守的拓跋贵族的反对。
| 第一期（484—486年） | 政治方面 | 整顿吏治；废宗主督护制，实行三长制。 |
| 经济方面 | 制定和推行均田制及新户调制。 | |
| 第二期（494年后） | 把都城从平城迁到洛阳。 | |
| 改官制、禁胡服、断北语、改姓氏、定族姓。 | ||
——据张帆《中国古代简史》等整理
材料二 当时民族汇集逐渐成为时代的主流，孝文帝顺应历史潮流，经过孝文帝的主动融合……鲜卑族在生产、生活方式上的转变促使了整个社会习俗的改变，汉族风俗习惯成为整个社会习惯的主体。鲜卑和其他民族的加入，为汉民族不断注入了新鲜血液，促进了民族大融合。
——摘编自葛剑雄《元（拓跋）宏及其迁都和汉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孝文帝改革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孝文帝改革的意义。
材料 孝文帝继承（冯）太后遗志，模仿汉朝礼仪，做明堂、建太庙、正祀典、迎春东郊、亲耕籍田，祭祀舜、禹、周公，孔子，养国老、庶老，允许群臣守三年之丧。太和十五年（491年），孝文帝仿照汉人官制，大定官品，考核州、郡官吏，在考课诏中规定：“二千石官吏考在上上的，试充四品将军，赐乘黄马一匹；考在中上的，委任五品将军；考在上下的赐给衣服一套。”同年冬天，设太乐官，议定雅乐；命中书监高闾与乐官讨论古乐，依据儒家六经，参照各国音乐志，制定声律。太和十六年一月，颁布五品诏；四月，颁布新律令，废除了北魏初年残酷的辗刑（车裂）、腰斩，把夷五族、夷三族等酷刑加以降等，夷五族降止同祖，夷三族降止一门，门诛降止本身。
——摘编自白至德《大分裂·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
(1)根据材料，概括北魏孝文帝改革的主要措施。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北魏孝文帝采取这些改革措施的原因。
3 . 材料一 春秋时期，儒家思想首先确定了“诸夏用夷礼则夷之，夷狄用诸夏礼则诸夏之”的文化认同原则。孔子就主张用西周社会的典章制度和礼仪规范，来作为分辨夷夏的标准，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孟子也沿袭了西周以来将中原以外的文化落后地区和民族称为蛮、夷、狄、戎的说法，并将“夏”与“夷”对举，主张用华夏的农业文明改变蛮夷等落后国家的文化，实现“天下定于一”的目标。在儒家文化中，国家是家庭的扩大，世界又是国家的延伸，因此，用华夏文明的天道教化来慑服周边夷族的初衷，孕育了华夏中心主义的情结。
——摘自《儒家的华夏中心观与文化民族主义》
材料二 十六国北朝时期，匈奴、鲜卑、氏、羌等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政权后，不同程度上都面临着如何处理族群关系的考验。天兴元年（398年），鲜卑贵族拓跋珪正式建立北魏王朝，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同年采用大臣崔宏建议，“自谓黄帝之后，以土德王”。孝文帝迁都洛阳后，积极推进改革，改鲜卑姓氏为汉姓，并将随魏南迁的鲜卑人改为洛阳户籍。太和十六年（492年），文帝下诏祭祀“唐尧于平阳，虞舜于广宁，夏禹于安邑，周文于洛阳”。
——摘编自马溢澳《拓跋鲜卑的“中国”认同》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指出先秦“华夏中心主义”情结出现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括北魏统治者强化“中国认同”的措施，并从“中华民族发展”的角度，分析其历史意义。
材料一 十六国后期，长期生活在中原地区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的人民大多已经学会说汉语，汉语成为了北方诸族的通用语言。……起初，在汉人群体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观念甚嚣尘上。与之相对的是，不少少数民族的人也对汉人持有偏见。但是随着移民群体的增多，各族人民杂居更加广泛、交错，各民族之间的了解也日益增多，相互之间的看法也开始改变，“夷夏之别”变得越来越不明显了。
材料二 改汉姓的现象最早可追溯到秦汉时期。秦汉时各族改汉姓不普遍，多是在民族文化交流中自然发生的。……(孝文帝)首先自己带头改皇族拓跋氏为元氏，“诸功臣旧族自代(郡名)来者，姓或重复，皆改之。”这些少数民族姓氏基本上都改成了单音节汉姓。孝文帝还参照汉族门阀制度的做法定姓族，以八姓与汉人高门并论。
(1)依据材料一，概括十六国后期民族关系的新变化，并分析其影响。
(2)依据材料二，概括孝文帝改汉姓的特点，并分析由此带来的影响。
材料 《宋书》记载：“至于元嘉末……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氓庶繁息，…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亩倾，膏上地，亩值一金，鄂、杜之间，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无下。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概括东晋南朝时江南开发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