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认为中国宋代社会出现了重大变革。“贵族的失势的结果是君主的地位和人民较为接近，任何人要担任高职，亦不能靠世家的特权，而是由天子的权力来决定和任命”，“国家所有权力归于天子一人所有，其他任何大官均不能有全权”。除此之外，“宋代以铜钱代替绢布、绵等使用，发达的时候还盛用交子、会子的纸币，南宋时代纸币发行上升至极高金额……总而言之，自宋代开始，货币经济非常盛行”。“学术文艺的性质亦有明显变化，文学由注重形式的四六体演变为自由表现的散文体，诗、词等亦都由注重形式转为自己发挥。总而言之，贵族式的文学一变而为庶民式的文学，音乐、艺术等亦莫不如此文学曾经属于贵族，自此一变成为庶民之物。”

——摘编自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

材料   北宋熙宁年间出现的陕西蓝田《吕氏乡约》，开创了中国古代乡民自治的历史先河。它的发起与实践不仅体现了宋代新儒的时代特征，而且还反映了当时士大夫阶层逐渐成长起来的主体意识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吕氏乡约》所蕴含的社会教化、政治整合与矛盾化解等功能成为宋代及后世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有效“补丁”，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乡民自治的积极性，夯实了封建专制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宋代以后，历代统治者和有识之士非常重视乡约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的作用，并对其不断加以补充和完善，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治理念和乡治体系。

——摘编自杨亮军《宋代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的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