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王夫之(1619-1692),人称“船山先生”，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想集大成者。王夫之一生所著甚多，其中由30卷《读通鉴论》及15卷《宋论》所构成的史论，体现了其鲜明的历史观。而明船山之“史”，需观船山之“易”。在船山思想体系中，易学处于中心，统摄诸事之理；史学则处于外围，涵摄理之事征。“历史发展有无规律？如果有，是依照何种规律发展的？”在此之前，史学家多将朝代更迭所显现的治乱循环作为历史规律，船山反对此种分法，他认为治、乱仅是阴、阳二气运动的表现形态，在治、乱表象下，历史是沿着进化的方向发展的…… “历史为何而存在？”船山说：“史之为书，见诸行事之征也。”他认为。以史为鉴的目的不在于一姓之私能否常持大宝、资鉴君子能否青史留名，而在于仁政能否施行、百姓是否安居。由此可见，仁政、史鉴交相为用(乃是船山治史、研史之目的与意义所在。
——摘编自罗森《王船山的历史观》
(1)根据材料，概括王夫之的历史观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简要评价王夫之的历史观。
材料一孟子说：“鸡鸣而起，孜孜（孜孜）为善者，舜（君子）之徒也。鸡鸣而起，孜孜为利者，蹠（小人）之徒也。欲知舜与蹠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
——摘编自刘霞《孔孟义利观的异同及现实意义》
材料二王夫之谓“义（道德价值）本身包含着利（经济价值）”，其道德价值与经济价值存在着内在的相通性，盖道德离不开人的物质生活的抽象存在，物质利益具有道德上的合理性，故利中有义。利益是道德作用于人之载体，物质利益不能离开道德之轨道，理寓于欲中，义存于利中，脱离利益也就是无所谓道德。盖物质利益不能离开道德之管控与制约，利益之满足必须受道德之承制，才不至亢害，反之，利非但毋利，反而有害。盖义与利互为依存，互为渗道，辩证地处于事物之对立统一之中。
——摘编自杨铮铮《略论王夫之的义利观》－
(1)根据材料一，概括孟子义利观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指出王夫之新义利观的内涵，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形成的背景。
3 .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王夫之指出，圣人“作《春秋》，明王道，内中夏，外戎狄”，正是华夏“自畛”以“绝夷”思想的体现。其根本原因无他，乃是因为华夏之民“贵”于夷狄。因此，华夏政权只能在族群内部“可禅、可继、可革”，至于夷狄，根本没有资格参与，更不可能改变其现状，否则，只能导致天下大乱。
——刘立夫《王夫之夷夏之辨与民族爱国主义》
材料二维新变法运动失败后，梁启超等部分维新人士被迫流亡海外。在此期间，西学的大量接触使梁启超的思想发生显著变化。1903年《新民丛报》发表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对民族主义有了更深的理解：“合族民族主义”，既强调在中华共同体内各族为统一之民族，并称国家要实现自强，需平“满汉之届，诚支那自强之第一阶梯也”。此后，以“保种救国”为目标的大民族主义博兴，试图通过“合国内本部属之诸族以对国外诸族”，“合举国四万万之心为一心”，提出新的中华民族应是“合汉合满合蒙合藏，组成一个大民族，提全球三分之一之人类，以高掌远跖于五大陆之上”，遂达“合族救国”之大成的目标。
——摘编自互联网《论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王夫之和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两种民族主义思想产生的原因并简析其共同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