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 ① 开元初，栗田（日本使臣） 复朝，请从诸儒受经……其副 朝臣仲满慕华不肯去，易姓名曰 朝衡，历左补阙、仪王友（官职 名称），多所该识（掌握众多学 识），久乃还。 ——《新唐书》 | ②  榆林窟壁画《玄奘西行求法》 | ③ 在印度尼西亚打捞的一艘唐代 商船中，发现的带阿拉伯人像的长沙 窑瓷器 |
材料二 1757年，清朝将通商口岸缩减至广州一处，对外贸易皆由官府指定的广州 “十三行”行商代理。清政府禁止外商在广州过冬，禁止外商雇役华人办事，规定外商平时不能随便走出商馆，只能在每月逢八之日出外游览散步，且人数不得超过十人，对华人出洋船只型制大小、货物品种数量、商贩水手人数、往返期限等，清政府也都有非常严格的规定。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三况今日和议既成，中外贸易，有无交通，购买外洋器物，尤属名正言顺。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
——曾国藩《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1861年)
(1)指出①②③的史料类型，并依据上述史料概括唐代对外交流的特点。
(2)材料二反映清朝在对外贸易方面采取什么政策?结合所学简析其影响。
(3)依据材料三，概括曾国藩的主张及目的。
材料一 早期（甲午战前）经世实学派最先认识西方工业文明的实用价值，但是他们基本上是在研究和实践经世之学的基础上来吸收西方文明，他们均受过中国传统经学极深厚的陶冶，因而在接受西学时总是选择引起最少扰乱的部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被认为是最好的选择。从世界文明史角度来看，本土文明对异质文明的吸收，一般都容易产生各种不同程度的调和和折中的模式。要淡化中国人对异质文明的疏离感、距离感，需要一种调和模式，“中学文体，西学为用”适应了这种需要。
——摘编自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在“师夷长技”主张初兴之时，开明的洋务派人士所重唯在强兵，富国一事不在考虑重点之列。后来洋务派在实践中逐步明白了西方列强之强是由于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从而认识到中国只有视富强为一体，走“寓强于富”“先富后强”这条路，才能使国家强盛。所以在光绪初年，一批开明的官僚士大夫掀起了一股“重商富民”的思潮。所谓“重商”，亦即李鸿章所说“振兴商务”，其含义已不限于传统上狭义的重视商业，而是表示注重提倡和大力发展工矿、贸易、交通、电讯、金融等实业。
——摘编自巩宝平《天人之际：中国传统思想》
完成下列要求：
（1）据材料一，概括“‘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被认为是最好的选择”的原因。
（2）据材料二，指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在洋务运动前后期的变化及其原因。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
材料一 曾国藩认为，“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但“购买外 洋船炮”以“助剿济远”只能“得纾一时之忧”。中国欲富强，必须“师夷智以造炮 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他领衔奏请，促使清政府派遣第一批留学生出洋深造，并 鼓励中国科学家借鉴外国技术，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发展近代工业。
——摘编自马勇等著《近代中国与世界》
材料二 左宗棠创办的福建船政局所用工人“是从帝国不同的地方招来的”，按需招 用、按劳付酬。船政局在1879年前所造之船“派拨各省，并不索取原价分文”，此后 实行“协造”制度：实行部分的成本核算，造船所用材料费由用船单位拨付，如所付协银不足生产成本则不予协造。继任船政大臣的沈葆桢将所造的4艘船只改造为商船 来招商运营，借此“广闾阎之生计，节国家之度支”。而李鸿章奏请设立江南机器制 造总局之始，就已经认识到洋机器“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数十年 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造洋机器制作以求利益者。”
——摘编自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第三卷）
完成下列要求：
（1）据材料一，概括曾国藩的观点。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其时代背景。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以福建船政局为例，简析新式军工企业与传统的封建官府工业的异同。
（3）综合上述材料，谈谈洋务派创办新式军工企业的历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