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的郭刘之辩光绪元年（1875年），清政府向各方征集兴办洋务“求强”的意见、方法与谋略。时任地方官员的郭嵩焘积极响应，把自己的主张和观点写成《条陈海防事宜》上奏，同时把奏折给同僚刘锡鸿看，请他评论。刘锡鸿也把此事记录了下来。

嵩焘窃谓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策，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洋人）以保护商贾为心，故能资商贾之力以养兵……（西方各国的轮船、铁路等，主要是商人制造，经济实力在商人而不在国主，政策起着调控作用）是以国家大政，商贾无不与闻者。

——郭嵩焘《条议海防事宜》折

洋人之商贾与闻政，官商相保卫，资商力以养兵，非其法较中国为善也，情形迥不侔也。……中国天下为家，已更数千载，政令统于一尊，财富归诸一人，尊卑贵贱体制殊严，士农工商品流各派。涣汗（帝王的圣旨﹑号令）颁而八方罔不承听，矧（况且）其在逐末之人何得妄参国是……夷狄之道未可施诸中国也。……使富商大贾视官宦如帝天，偶一盼睐便可以为至荣极宠，斯匍匐以献其财力而惟恐不纳矣。

——刘锡鸿《论时事书偶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