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况今日和议既成，中外贸易，有无交通，购买外洋器物，尤属名正言顺。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

——摘自曾国藩《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1861年）

材料二   甲午战败对中国而言是政治上和精神上的大挫折。维新人士出场的鲜明亮相是呼吁“变法”。他们把“变法”不是定义为枝节修补，是以“全变”为鲜明指向。康有为对“全局”“全变”作了进一步论述。他说，必须尽弃旧习，“再立堂构之规”“以俄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变封建君主专制为资产阶级君主立宪。

——摘编自周松青《甲午战争与士大夫心态》

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中国国门被迫打开，西学进一步传入。经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太平天国的冲击，洋务派创置了一些有益于近代科技、文化、教育发展的设施。1862年8月24日清政府鉴于“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情性，……欲悉各国情形，必谙其语言文字，方不受人欺蒙”，遂于北京设立旨在培养外交和翻译人才的“京师同文馆”，是清末最早设立的新式学堂。清政府通过同文馆的翻译、印刷出版活动了解西方世界，一定程度上启发民智。但又因主其事者以新卫旧的本来意愿而难以挣脱传统，结果是“东一块西一块的进步，是零买的，不是批发的”。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