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致用是指讲求儒家经学以服务于现实社会的一种儒学传统思想，它是“治国平天下”政治抱负付诸实践的体现。明中后期，党争激烈、阉党把持朝政，社会矛盾激化；“南倭北虏”横行，严重威胁统治稳定。以“经世致用”为标榜的知识分子认为陈旧的学术已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如著名思想家王廷相指出：“近世好高迂腐之儒，不知国家养贤育才，将以辅治，乃倡为讲求良知，体认天理之说，使后生小子澄心白坐，聚首虚谈……误人家国之事者几希矣。”当时，西方近代技术传入后，传统的“重德轻艺”观念受到冲击，他们便开始关注与富国强兵相关联的“可施于用”的经世致用之学。

——编自杨绪敏《明代经世致用思潮的兴起及对学术研究的影响》

材料二   战争中，中国不堪一击，高唱“经世”的知识分子在惨痛之余，不再顽固强调“内诸夏而外夷狄”，转而用理智的眼光来认识中国与诸夷，“师夷”成为一时潮流。同时，他们对顽固派将机器诬蔑为“奇技淫巧”的看法进行了批判，认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并以“求富”为口号，对传统的“重本抑末”政策进行否定。

——摘编自田永秀、刘斌《经世致用思想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

材料一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恭亲王奕䜣为代表的朝廷势力和地方实力派的汉族士绅都认识到了西方的船坚炮利，逐渐改变了对西方的政策，采取了现实的“承认主义”，迈出了中国工业化的第一步。清朝的传统政治结构存在着对社会变革的容纳能力不足和不能有效地发挥现代化领导力量，中国传统的经济结构在经济增长与工业化的启动方面存在问题，导致中国经济近代化的起步缓慢，军工企业、民用企业很难走上真正的现代化之路：清朝取消“策问”考试，严重阻碍了知识分子知识的增长、精神的独立。“中国吃大亏的重要原因是固有文化有很强的排他性，它也吸收外来文化……但是已经固化为社会制度的三纲六纪，外来文化只能融化在这个大框架下，成为添绿加彩的枝叶”。

     ——摘编自余海翔《浅谈洋务运动与中国早期现代化》

材料二   通过“拿来主义”美国跻身世界强国之列。美国是由英国的殖民地发展而来的，有了可供效仿的对象，更有殖民时期形成的一定的工业基础。独立战争后，政治上的独立只是在束缚其发展的链条上打开了薄弱的一环，英国不允许殖民地拥有自己的经济，于是经济独立的革命呼之欲出。美国是在不断探寻合群生活的道路上成长起来的，形成勇于探索乐于接受一般事实的平实态度。大多数美国人不愿意一生从事一种工作，当人不可能被专业化时，机器的专业化就成为时代所需，这就是惠特尼“通用制”通过“拿来主义”取得成功的原因。因为工业革命的开展，美国抓住时机大量“拿来”移民和资本，经济的发展迫切地需要法律的调节，新的法律体制取材于英国的传统法律，并注入了新的内容，使之与新社会相适应。一个国家或民族想要发展，不妨学学美国的“拿来主义”。

       ——摘编自王莹《美国的“拿来主义”与早期工业革命》

材料一   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开始时以军事工业为重点，随着军事工业的创办，洋务派遇到了急待解决的财政方面的困难以及原料和燃料等问题。因此，必须相应地发展煤、铁等工业。李鸿章曾说：“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岁入财赋动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酌度时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至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敝者。”所以，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洋务派在举办军事工业的同时，打出“求富”的旗号，大力举办轮船运输、燃料、原料、铁路、电报、纺织等民用企业。

——摘编自齐春晓《简述洋务运动中的民用工业企业》

材料二   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出现于19世纪70年代，但除广东的缫丝厂外，都是到19世纪80年代才有所发展。首先出现的是船舶修造业、缫丝业，继有火柴、造纸、印刷等业兴起，他们都属小厂，创业资本仅数千两，最多不过数万两，仅一家丝厂达10万两。进入19世纪90年代，设厂增多，并有轧花、棉纺织厂，资本二三十万两者已不罕见，更有达50万两者。然而比之洋务企业，仍属小型，技术设备亦多因陋就简。

——摘编自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材料   曾国藩年谱节选

——摘编自黎庶昌《曾国藩年谱》

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洋务运动：成功？失败？

有学者认为：尽管洋务运动是“东一块西一块的进步，零零碎碎的。是零买的，不是批发的”，但是“中国社会从中世纪到近代的最初一小步实始于这种支离斑驳之中”。要研究这一问题，我们应该如何使用下而儿则史料，它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材料一   他们的成就有日共睹：兵工厂在我们的城市和港口建立起来；矿山得以开发；电报线网络连接国内各省和京域；悬挂中国国旗的轮船在沿海和内河的航道上进行贸易往来。

——摘编自（晚清驻法外交官）陈季同《中国人自画像》

材料二   自轮船通行江海，东南舟车多已经失业。现在津通失业之民，以车为生者约一万人，以船为生者约三万人，以行店负贩为生者约二万人……铁路开通之后，此项人等作何安置……今之谋国者，第之外洋之利，而不知所夺者止为中国穷民之利。

——摘编自《光绪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礼部尚书奎润等奏》

材料三   如图漫画《学生偏要毁了树》取材于洋务运动。图中年长者问：“孩子，你在我这里接触到那么多西学，你看这树……怎么救？”年轻学生回答说：“这种树并不适宜现在的环境，烧了种新品种吧！”

材料一   据统计，1892年汉口的洋行数为45个，人数为374人，至1905年洋行数达到114个，人数达到2151人。1905年，汉口洋行和外国商号最多时达250家，其中有日商74家，英商57家，德商54家，美商22家，法商20家，俄商8家。1896年，洋货进口额首次超过2000万两，到1903年超过5000万两；土货出口额在1893年已超过3000万两，1903年增至5570余万两。从全国范围来看，清末汉口市场每年销售的洋货占长江口岸（除上海外）的2/3，占全国洋货进口总值的10%左右；而土货出口值占到全国的20%左右，不仅远远超过天津，个别年份甚至超过上海。

——摘编自刘剀《晚清汉口城市发展与空间形态研究》

材料二   汉口自开埠通商以来，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同时也是我国内地最大的对外贸易口岸，据《1865汉口贸易报告》中国旧海关史料》的统计数据，1865年，汉口港进出口贸易总值高达23308865万两。1866~1869年，汉口出口的土产品以茶叶、砖茶、油漆等土特产为主；1901~1912年，虽进出口品种有所增加，但其出口仍以土产品为主。晚清时期，汉口还经营诸如铁轨、机车、水泥、铁器等转口贸易以及由外国商人、洋行及投资厂进行加工、半加工的农产品贸易。汉口的商品“集散中心”或贸易中转站的地位与作用一直保持着，因为汉口与国际市场相联系，所以它注定成为国外商品销往内地，内地商品销往国际市场的转运中心。

——摘编自吕一群《晚清汉口贸易的发展及其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