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39年，林则徐赴任广州主持禁烟，途中便派人“先赴海口代访夷情”。至广州后，他又组织有关人士编译《澳门新闻纸》，借以采访夷情。经过调查，林则徐认为禁烟重点应是杜绝鸦片来源，便要求外国鸦片贩子于三日内缴交所有鸦片，并声明“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同时，他还意识到“内地兴贩已久，囤积之家定必不少”，于是颁布法令规定：“所有内地民人贩鸦片、开烟馆立即正法，吸食者亦议死罪。”鉴于广州官僚机构的腐化，林则徐还倡导民间组织“绅士公局”，以宣传禁烟及收缴鸦片，并规定“倘有客商违例夹带吸食，许该船户前赴沿途地方官密行首禀”。

——摘编自李桂屏《试析林则徐禁烟斗争的特点》

材料二   19世纪80年代，美法诸国逐渐同意禁向中国出口鸦片。1909年，各国在上海召开了万国禁烟大会，揭开了国际联合反毒禁毒的序幕。与此同时，甲午战争后中国部分知识分子提出“不先禁烟，即开矿亦无用也，即练兵亦无裨也”，纷纷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宣传禁烟和批评清政府的鸦片政策。国外华文报刊也指出吸食鸦片是民族衰落的主要原因，呼吁华人同胞禁吸鸦片。在当时社会，不仅舆论要求禁烟，国内外禁烟组织活动也相继开展。如在维新变法期间，徐勤等在多地成立戒鸦片烟总会，不仅配制戒烟药丸，还编写、印刷戒烟歌等传示各地。一些乡约民规中也顺应潮流，加入了自禁鸦片、稽查烟馆等内容。至1910年，由资政院议员及学绅界人士组成的中国国民禁烟会在北京成立，并在各地积极协商设立禁烟分会。至此，清末民间禁烟运动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摘编自于海斌《清末民初时期的民间禁烟运动》

材料一   《礼记》记载，“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本”“心以体全，亦以体伤，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孟子》也有“是故得乎民而为天子”“得天下有道，得其民得天下”之说。墨子也提出，“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论语》记载，“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认为礼的运用王和谐，认为先王的治国之道是最好的。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以抱目，冲气以为和”，认为和谐的状态是事物发展的基本条件。“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语出《周易》，指天体运行是没有终止的，不因外界事物干扰而屈服，君子也应该效法天，自强不息、永不停息。《孟子》记载：“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体现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不畏艰险、奋发图强的精神。

——摘编自朱美荣《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

材料二   国传统文化发展到近代不得不发生深刻的变革。由于中国的大门是在被迫的情况下打开的，外来文化的涌入使时人一时难以阻挡，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以儒学为骨干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对待传统文化的讨伐声中，匆忙转向新文化，缺乏必要的心理准备。在这种急迫心理的驱使下，往往对中国传统文化所遇到的近代危机缺乏深刻的理解和分析，文化批判的功利色彩较浓，文化自觉运动的参与者无论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对传统文化简单否定的倾向。面对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鸦片战争后的民族救亡，是循着“利器”到“改制”和“化教”的程序进行的，这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对文化变革必要性和重要性认识的深化，另一方面也强化了人们“只有西方文化才能拯救民族危亡”的简单思维习惯。

——摘编自蔡雅娟《近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变革及其影响》

材料一清朝康熙初，黄河几乎年年决溢为灾，与黄河相通的运河河道也受淤积破坏。康熙十六年,安徽巡抚靳辅任河道总督。靳辅深入了解黄、淮河道堤防的现状和发生水患的原因，认识到运河河道的畅通与黄河下游河道的整治关系密切，主张把运河和黄河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彻底的整治。他们把清江浦以下至海口这三百里河道的疏浚筑堤作为治河的第一步。在疏通了下游河道以后，就转入堵口工程，使黄河归入正流。到康熙二十七年，黄、淮故道已先后修复，运河的漕运也畅通无阻，黄河、淮河、运河都出现了清初以来少有的稳定局面。靳辅的治理也只限于下游河道的工程防治，并不能减少中游地区的来沙，到乾隆以后，黄河形势更是日渐恶化。

材料二清末以来，水利学界的代表李仪祉把西方近代技术和中国传统的治河经验结合起来，对黄河的治理进行深入的研究，主张在上、中游地区植树造林，减少泥沙的下泄量;同时在各支流上建拦洪水库，以调节水量，并且在宁夏、绥远(今内蒙古南部)、西、陕西各省黄河流域及各省内支流广开渠道，以进一步削减下游洪水。 对下游的防洪，他提出两点具体方案:一是开辟减河，以削减异常洪水;一是整治河槽。

——以上材料摘编自葛剑雄著《黄河与中华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