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新中国的外交

材料一   当获知印尼、印度、缅甸等国有意发起亚非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利用适当的外交渠道支持和促成此事。1955年4月5日，中央政治局批准了外交部提交的《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草案）》。该方案对中国代表团在亚非会议中可能遇到的各项问题制定了预案。万隆会议召开后，中国代表团在正式议程之外，抓住一切时机在会场之外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周恩来利用晚餐等时机和尼赫鲁、吴努、范文同等人会面并进行长时间的会谈。这种面对面的接触促进了亚非国家相互了解和尊重，从陌生和误解走向友好合作。

——摘编自陈长伟、牛大勇《中国开创亚非外交新局面的成功范例——万隆会议再探讨》

材料二   1971年7月15日，美国白宫的一个声明，有如一声霹雳，使日本当局大吃一惊。日本各界知名人士纷纷访华，舆论界大声疾呼要求早日恢复日中邦交。“不要误过最后一班车”成为当时的流行语。田中角荣首相表现了巨大的决心，将交涉工作交给大平正芳外相全权处理，同时在党内、政府中排除各种障碍。1972年8月15日，田中角荣首相表示接受周总理的邀请并决定访华。

——摘编自肖向前《中日关系正常化前后》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指出万隆会议的特点，概述中国参与万隆会议的主要成功经验。
（2）根据材料二，概括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背景，并结合所学分析中日邦交正常化对两国关系发展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