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国家利益是一个国家制定和实施对外政策的主要依据，但外交政策的制定离下开当时的国际国内历史背景，从而体现出一定的时代特征。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原则的制定，并要是在中国革命的理论思想指导下产生的。并同革命运动后期的实践有密切联系。同时，其外交决策往往受到国内政治的制约和影响，即新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为达到国内政治目标而制定的，最后，其形成是从革命运动的对外必系向国家外交过渡的过程馆既包括了中国共产党从革命政党到执政党的转变，还包括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从革命运动的领导人到国家领导人的角色转变。这些特征在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中存在了相当长时间。

——摘编自牛军《新中国外交的形成及主要特征》

材料二美国在亚太地区拉拢盟友。实行全面军事盟署。中国一些周边国家也认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输出会威胁自身利益，纷纷采取最对政策，使中国周边环境严重恶化。1953年，力主在亚洲向美国示威的斯大林逝世，苏共领导人中止了原来的进攻政策，并劝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尝试与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     “和平共处”。在国内外形势变化的情况下，中国也迫切需要建立稳定、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巩固政治、经济的发展。这也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早出现在处理中印、中缅边界问题过程中的原因。

——摘编自李宇博《试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背景和意义》

材料一   进入19世纪70年代，随着西方列强入侵的加剧，中外之间源远流长的朝贡关系和以此为主要内涵的宗藩体制岌岌可危。与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同步，朝鲜、琉球、越南遭受日、美、英等国的瓜分和掠夺，并最终与中国中断宗藩关系。1890年，朝鲜王太后去世，清廷最后一次以宗主国身份派遣使臣前往吊祭。1894年，朝鲜最后一次派遣使臣向清廷缴纳岁贡。1895年，依据中日《马关条约》，清政府承认朝鲜独立自主，中朝宗藩关系宣告解体，也宣告了华夷朝贡体制彻底崩溃。

——摘编自李云泉《万邦来朝：朝贡制度史论》

材料二   1953年12月31日，历尽周折，中印两国就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谈判终于开启。当日下午1点，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会见了印度谈判代表。周恩来对客人们说：“中印两国的谈判在今天——12月的最后一天开始了，我们说过要在1953年开展这一谈判，现在实现了。我们相信中印两国的关系会一天天好起来，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是从新中国建立时确立的，它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及和平共处的原则。”

——摘自高飞《“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如何提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