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外交官的回忆录1955年4月18日，由29个亚非国家政府首脑参加的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举行。4月19日，周总理在大会上发言，他预计的情况果然发生了。会议一开始，各国政府首脑就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发言，批评中国有侵略的野心。但周总理早有准备，他站起来发言，他庄严宣告，我们不是来万隆吵架的，而是希望找到大家能达成共识的地方，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不愿打仗，亚非各国人民应该团结一致，建设自己的国家，反对殖民主义。
最难忘的一次是1963年12月到1964年了月兴随周总理和陈教元帅访问亚非欧十四国。除此以外，总理还另外访问了坦噶尼喀（Tanganyika，它与Zanzibar于1964年统一后成为坦桑尼亚）、巴基斯坦、尼泊尔、缅甸和罗马尼亚等国家。通过周总理和其他国家领导人的不懈努力，中国迅速突破了外交上受孤立的局面，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及其随行人员到达北京机场。尼克松清楚地了解到1954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日内瓦明确规定美国官员不许和中国官员握手的历史，所以他下定决心在公开场合纠正这种不礼貌的行为，洗刷中国人心上的阴影。他指示整个代表团，包括他夫人，都留在专机里，一直到他走下舷梯，和东道主周恩来总理握过手后才能出来。我作为用总理的指定翻译，站在总理身后，目睹了这两位领导人之间的握手。
1990年4月28日，我和向同第三次回国休假。5月2日，我们应湖南省驻英国贸易代表的邀请，去湖南访问。我们去岳阳看了由英国软贷款建造的岳阳电站，并且同湖南的对外经济贸易官员多次会谈讨论如何促进湖南和英国的经贸关系。
——摘编自冀朝铸《从红墙翻译到外交官》
提取材料信息，说明上述材料对研究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中国外交有哪些史料价值。
材料一 在很多关于中国古代监察制的论著中，都有这种提法，如：古代监察制以专制王权为中枢；监察制以服膺皇权为最高原则；监察官为维护皇权而监察百官，是天子耳目之任等等。
皇权对监察制的控制并非绝对有效，且往往不如权臣。这主要因为监察制是在整个官僚系统中运行的，而权臣正是掌握官僚系统中各种实际权力的人。退一步说，即使皇帝能够控制监察制，也不能保证监察制独立于权臣及其他官僚。因为一般来讲，权臣就是皇帝的宠臣，皇帝控制监察制往往对权臣有利，更助长了他们的权势和不法行为。大量的史料都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可以说，所谓相对的独立性只是一种假设，实际上并不可能存在。中国古代的御史台、都察院、六科等，不是单纯的现代意义的监察机构，在其行使监察权力时，也不能独立于监察对象，反而往往成为官僚集团内部政治斗争的工具。
——方兢《论中国古代监察制的不独立性》
（1）据材料一，概括作者对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独立性”的认识。
材料二 处死查理一世无疑是“革命”，但是经过“光荣革命”的“反革命”，英国用宪政框架吸纳革命原则，成就了代表资本主义发展方向的近代宪政体制。资产阶级与王权之间达成了王权接受限制的持续妥协。维护了英国持久稳定的法治与和平。
——杨和平《查理一世之死与英国宪政体制的确立》
（2）结合英国近代宪政体制的形成，指出资产阶级与王权之间妥协的具体表现。
材料三 我们的会晤是难得的。尽管我们中间存在着许多不同意见，但是这不应该影响我们所具有的共同愿望。我们的会议应该对于我们的共同愿望有所表示，使它成为亚非历史值得珍贵的一页。同时，我们在这次会议中建立起来的接触应该继续保持，以便我们对于世界和平能够作出更大的贡献。
——摘自《周恩来万隆会议发言稿》
（3）材料三中与会各方要达成的“共同愿望”是什么？为此各方采取了怎样的妥协策略？
材料一 周恩来对统一战线理论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他首先提出并论述了求同存异原则。1941年，在粉碎蒋介石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严酷斗争中，为了尽可能多地争取和团结朋友，周恩来明确提出：“干革命，人越多越好，为了团结更多的人，思想上可以‘求同存异’。”这是迄今所见最早的中共领导人关于求同存异原则的明确表述。
——摘编自孙信、李健《求同存异原则溯源》
材料二 建国初期，周恩来同志首倡求同存异原则，使新中国得以打破孤立，新生政权得以巩固并发展。20世纪七十年代，在求同存异外交原则指导下，我国解冻了与西方大国的关系并恢复了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本着“求同存异”精神，继续保持并发展了与西方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的友好关系，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腾飞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邓小平进一步发展了求同存异原则，用“一国两制”的模式，实现了港澳回归祖国的夙愿，使祖国统一大业向前迈进。
——摘编自王欢雪《中国共产党求同存异外交原则的历史演进及其实践》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史实说明“求同存异”原则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所起的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求同存异”外交思想的当代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