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近现代史学相继出现三种“新史学”及三次史学转型，在主旨和内涵上不尽相同，但都对传统史学加以“扬弃”，并且“弃”多于“扬”。

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期，源远流长的传统史学范式趋于式微，而传播欧美史学理念及采用欧美范式来书写历史蔚然成风。同时，著述语言则大多采用杂糅众多翻译元素的现代白话文，书写的形式也从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札记体转变为专著、论文和通史等体裁，而历史研究的史学趋于形成；历史不再仅仅是帝王将相的事迹，而是国家、社会和民众的经验，而历史研究的要旨在于“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而非止于“记载事实”；历史叙事也不再以华夏中心，转而接受某种世界史观；历史的功用不仅在于资治和“惩恶扬善”，而且关乎国民教育和国族构建。此后，在1946—1966年间确立了效法苏联史学的范式和体系，基于意识形态的“新史学”。否定传统史学，排斥19世纪末以来的“新史学”和欧美史学，并且学术和政治的边界不清。历史研究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作指导，以唯物史观为解释历史问题的准则。“文革”结束以后，新时期中国史学界倡导思想解放，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史学思潮经历了“回到马克思去”“回到乾嘉学去”“走向系统化”“走向跨学科研究”等交替递进的演化过程。各种史学思潮的兴替，见证了这个时期中国史学的多样性，向欧美取法逐渐成为潮流，追赶国际史学的前沿；普遍注重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维度来考察过往，借助各种理论工具来发掘、组织和诠释史事，以揭示过去的意义。

——摘编自李剑鸣《欧美史学的引入与中国史家的话语权焦虑》

材料二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只是注解式地单向借用，而不能在细致微观的研究中加以深化、发展和修正，乃至新创自己的理论和概念，以“应对西方中国学的挑战”。因此，不可“对中国传统史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良传统视而不见”。

——摘编自《历史研究》

材料

图 1     1956 年发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邮票，邮票主图为天安门，下端以齿轮为中心，左右对称环绕着麦穗、稻束、 向日葵等。	图 2 1998 年发行《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纪念邮票，邮票主图为《人民日报》 发表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第一版报纸，附图为高楼林立的城市风光远眺。

材料一   1956 年 9 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是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地探索中国自 己的社 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始阶段。八大前夕，鉴于苏共二十大暴露出来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 中的问题，中共中央即已明确提出“以苏为鉴”，走中国自 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 随后，毛泽东在调查研究、总结我国“一五”计划经济建设经验的基础上，作《论十大关系》 的报告，阐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十个方面矛盾，提出了解决这些矛盾以调动各方 面积极性的基本原则。这个报告不仅是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篇之 作，而且为八大提供了理论指南。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 第二版)          

材料二   “中国式的现代化”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探索国民经济调整过程中提出 的。1979 年 3 月 21   日，邓小平首次提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 工业、农业、国防、科学 技术) 的概念。   同年 12 月，邓小平阐明：“我们要实现的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是‘小康之 家’”。1984 年 3 月，他进一步指出“小康之家”就是“翻两番，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 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1987 年，邓小平又提出中国现代化建设 “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蓝图更加清晰完善，有迹可循。邓小平“中 国式的现代化”思想在回答中国怎样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上，提出了一 系列新的概念和新的观点。这一思想，来源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满足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我们在 新时期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强大武器。

—摘编自姜婷《邓小平“中国式的现代化”思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