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国民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通过“五一”节的纪念活动，“在工界作简易之宣传，俾彼等了解个人之利害与夫世界之趋势”。1925年5月1日，在广州纪念“五一”节活动时，适逢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在广东召开，全省农民大会又恰巧在该日成立，故广州工农学三界大联合，巡行人数达20万群众，沿途高呼“劳工神圣”“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声势之盛，前所未有。在纪念活动中，中国共产党多次阐明纪念“五一”节的意义，先是谋求“工人的幸福”，再是谋求“人类的幸福”。

——摘编自曹晓辉《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纪念》

材料二   《人民日报》中有关劳动节的报道较多，其中有关劳动节的评论基本上是以社论形式出现。1949—2018年带有“劳动节”主题字样的社论文章共计52篇，对全部文章进行词频统计，报道的主题方面，建国初期的报道主题以生产节约（23.6%）、和平战争（22.3%）为主，改革开放初期以工人地位作用（16.9%）、牺牲奉献（7%）为主，市场经济时期（1992年以来）以赞美劳动（19.7%）、工人地位作用（9.4%）、关怀工人（8.7%）为主。

——摘编自周存《礼赞与动员》

材料一   在清末的最后十年间，新式商人团体就开始如雨后春笋般相继成立，其中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是商会、商团。它们首先是在城市建设、管理、治安、教育等社会公益事业方面发挥作用，随之扩大到路权运动、抵制美货运动、争取立宪运动等方面，发挥明显的政治影响，最后在辛亥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国家在民国初期一直处在割据的涣散状态，经济权力一度脱离政治权力的束缚，萌芽的“市民社会”的自治力和经济组织力一度得到发挥。这一点在当时中国的革命中心广州和上海表现得特别明显。毛泽东曾经撰文称赞上海商人“鼓起担当国事的勇气，进步的非常之快”。

—摘编自罗荣渠著《现代化新论》

材料二   20世纪80年代后期，民间性的商会、行业协会又在各地兴起。集统战性、经济性、民间性于一体的工商联组织也面临新的挑战。在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系统，不少地区都乐于以民间商会的身份来争取私营工商业者的认同，希望由此来接续近代商会的历史，发挥“众商之会”的真正作用。与商联的形成和发展不同，新兴商会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各阶层利益和社会结构不断分化调整的产物。目前在中国，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之间迫切需要建立一种新型关系，民间商会作为一种社会组织纽带和发展结合方式，它们与政府机构以及其他社会团体相互补益，共同发挥作用，应该是促进社会整合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还有不少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及中国加入WTO使中国民间商会的发展更为迫切。

——摘编自李其荣等主编《海外人才与中国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