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西汉建国之初，刘邦为防止同姓诸侯王坐大谋反，欲以“孝”道牵制诸侯王觊觎皇位之心，却没能及时具体施行。汉文帝即位后，决定从心理层面教化民众，他把《孝经》提到与《论语》和《孟子》同等高度，并列为官学，使之成为社会教化的方式。他又颁布“养老令”，通过受鬻法对年迈者给予衣食方面的供应；通过赐物存问对八九十岁的老人赏赐帛絮和酒肉等日常物品，以表示对高龄老人的尊重与慰问。汉文帝对具备一定年龄条件、政治地位的老人赐予王杖，给予一定的政治、经济和法律等方面的特殊待遇。汉文帝通过法律手段推行“孝老”与“尊老”，举孝廉入仕，对不孝者严惩，形成尊老敬老的社会氛围。

——摘编自徐鑫鑫、岳燕雪《汉文帝孝亲养老政策探析》

2 . 材料 “伯克”源于突厥语，后发展为新疆地区官职的泛称。清政府统一新疆后，在原有伯克制度基础上推行了一系列改革。乾隆密谕言及“阿奇木伯克不过办事大员，勿许自称诺颇，私收贡赋。即阿奇木等缺出……。“不准世袭”。同时一改以往伯克政教不分之弊端，谕命各级伯克务必以民事为任，宗教各守已任，不得互相牵涉。《回疆则例》明确规定：“回疆三品至五品伯克缺出，由参赞大臣拟定正陪，奏请补放。凡本城阿奇木伯克及各城庄阿奇木、伊什罕伯克，均令回避本处。”清政府根据各地伯克品级的高低给他们一定的土地（亦称俸禄地或养廉地）和种地的农奴，作为他们生活和社会活动的主要物质来源。伯克虽多由回疆贵族出任，亦应根据朝廷的朝觐规定，定期进京朝觐皇帝，以示忠心。断疆设省后，伯克制度被正式废除。

——摘编自苗普生《伯克制度》

材料   清中前期，外国银元在东南沿海一带逐渐成为流通中的主要货币。五口通商以后，外国银元流通的范围逐渐向北扩展至长江流域及内陆地区。晚清时期，张之洞率先在广东自铸银元以取代洋银，其后，湖北、江苏等省纷纷仿效。清政府认识到铸造银元、铜元具有可观利润，且各省铸币不利于币制统一，因此希望收归铸币权，加之英、美、日等国要求中国统一币制，于是酝酿币制改革。然而，由于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冲突，以及清廷内部的分化，造成清政府统一铸币和币制改革举步维艰。而由于铸币所带来的财政独立，使得地方屡屡违抗中央不得私自铸币的命令，从而扩大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也影响了晚清政局的走向。

——摘编自熊昌锟《清代币制改革的酝酿与纠葛》

材料一 为了治理黄河的水患，汉武帝采取了各种方法，甚而动员包括社会各界的人士参与到黄河水灾的救助之中。元封元年汉武帝“方忧河决”，随即出现了“河溢皋陆，堤繇不息”的惨象，汉武帝不得不动用包括术士在内的各方人士参与到水灾的治理。汉武帝是欲通过方士沟通人神之间的联系，根治水患。也许汉武帝感觉到触怒了苍天，在元封元年，汉武帝甚至要祭祀后土以求得苍天的庇护，他甚而认为“间者河溢，岁数不登，故巡祭后土，祈为百姓育谷”。除了，上述所谓的祈求苍天庇佑治理黄河水患外，汉武帝主要利用朝廷的大臣来治理黄河水患。如元光三年的黄河水患；“于是天子使汲黯、郑当时兴人徒塞之，辄复坏”。在治理黄河水患的同时，为了安置灾民，汉武帝还采取大规模移民的政策，将遭受水灾的民众迁离本土，或者迁往漠北地区，或者迁往江南地区，使这些民众脱离了黄河水灾的侵扰，过上安定的生活。

——据薛瑞泽<汉武帝时期黄河水患治理及其历史启示》

材料二1952年，毛泽东首次出京就到黄河视察，并发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周恩来对黄河的事情亲自挂帅，多次主持会议研究治理黄河的重大问题。根据黄河自身的特点和新中国初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黄河水利委员会在中共中央治黄方针的指导下，提出了“兴利除害，分步治理”治黄指导思想。从1950年春开始，黄河水利委员会和人民政府组织开展了治理黄河的两个阶段工作，有目的、有步骤地对黄河流域进行从治标到治本的综合治理，遇制了黄河水患。1954年3月，黄河下游春季修堤工程全面开工。河南、山东两省各工段.上堤的民工共达五万多人，许多包工队都重新整顿劳动组织，并积极改进工具，推行先进工作法，使工程质量和工作效率都有提高。1954年黄河顺利地渡过了八次大汛，此后治黄委员会在此基础上编制了黄河流域规划，开启了全面的治本工作。

——据郭书林<从治标到治本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黄河治理》

材料 713年7月，唐玄宗刚刚总揽大政，即颁发了《命新除牧守面辞敕》，要求赴任的都督、刺史都要向皇帝“面辞”，以便皇帝面授机宜和讨论理政安民之道。开元二年(714)正月，唐玄宗又颁发《简京官为都督刺史诏》，指出：牧守与地方治乱至为相关，决定于京官内选“宏才通识、堪致理兴化者”授以都督、刺史之职，使京官与地方官相互对流。针对以往考核官吏时，县令虽有政绩，也多不得上考(考绩分上、中、下三等)，唐玄宗在《劝奖县令诏》中特别规定：“其县令在任，户口增益，界内丰稔，清勤著称，赋役均平者，先上考，不在当州考额之限也……”欧阳修说：“玄宗自初即位，励精政事，常自选太守、县令，告诫以言，而良吏布州县，民获安乐，二十年间，号称治平，衣食富足，人罕犯法。”

——摘编 自田廷桂《唐玄宗改革地方吏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