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20世纪70年代中期，法国体力劳动者与董事长间的工资差距是1：20。到80年代初期，四分之一最富裕的家庭占有全国总收入的一半，而四分之一最贫穷的家庭仅占6%。当时法国穷人的比例高达14．8%（穷人的标准是全国平均收入的一半），约有789万人。因此，1981年密特朗上台后，首先改善穷人处境，提高他们的收入。据统计，从1981年6月到1984年7月，共11次增加最低工资，工资额从每小时15．20法郎增加到23．84法郎。

1982年1月，议会通过每周39小时工作制和每年5周带薪休假法案。为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政府实施了较大规模的国有化政策，采用对股东赔偿的办法，将5大工业垄断公司、两大金融公司和36家存款额在10亿法郎以上的银行收归国有。为平衡国家预算收入，政府还实施了“让富人多交税”的税收改革。由于工资增幅较大，加上带薪休假增加，这大大提高了生产成本，导致法国产品竞争力降低，企业经营困难增加。其中，大型国有企业1983年亏损303．42亿法郎，1984年亏损306．22亿法郎。

——摘编自徐鹤森《试论密特朗执政初期的改革》

材料　　尽管政府严禁私产私销食盐,可是明朝中叶后，福建还是出现了私盐泛滥的现象。为解决官盐不售，财政紧缺的问题,1443年,福建布政使孙升上疏朝廷,请求将得浔美、丙州、惠安三场盐税折来,户部对此给予批充。1448年,朝廷同意福建盐税全折,“每引折来一斗,派纳泉州府附近永宁卫，并福全、金门等所仓,听给官军月粮。”后来,福建一些盐场逐步废除实物税改行货币税。从1503年户部“题准将惠安场七千三百五十三引,每引征银七分解部"开始,直至1575年,福建运司辖下的盐场全部从折米改为折银,完成了盐税折银的漫长过程。盐税改折是官府应付福建盐区“私盐充斥,国课半减”局面的一项改革措施。改折后,灶户在缴纳规定量的税银后,就可相对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产品。

——摘编自周典恩《明朝中后期福建盐政改革之初探》

材料 隆庆元年,张居正开始参与军务 ,这也是他通过政治改革整饰边防的开始。谭论是嘉靖二十三年的进士,由于他长期在倭寇横行的东南沿海任职,有着丰富的带兵经验。通过对于这样一位文官的考核张居正力排众议让其接任蓟辽总督。张居正还实行“宽文法以伸将权”。大力提倡开垦军屯,严格按照“军数明则田数明”的思路清丈军屯。《明实录》记载:沿丘履亩,一一丈量视旧额有无,分别肥瘠。”在《陈六事疏》中,请求穆宗皇帝下旨兵部，“申饬各边督抚,务将边事著实举行,俊秋防毕日,严查有无实效,大行赏罚,庶沿边诸郡,在有备,而虏不敢窥也”。“庚戌之变”后,边防废弛,俺答汗屡次南下。张居正启用戚继光等名将在旧有长城的基础上建成空心敌台一千余座,御敌能力大为加强。

——摘编 自李海泉《张居正改革对明代北部边防的影响》

4 . 材料   汉武帝去世前将皇位传给幼子，汉昭帝即位时只有七岁，大将军霍光等受遗命辅政。霍光以“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作为执政原则，他执政期间多次削减国家财政支出，减免百姓的田租和赋税，还对贫民开放禁苑以救济并赈贷种子和口粮。史载“数年之内，流民回归，田野益辟，百姓充实，国库颇有积储”。后燕王刘旦等企图废黜昭帝，被霍光敏锐察觉并及时处置；对外西汉王朝又与匈奴恢复和亲，国家得以安定。霍光把持朝政二十年，结束了汉武帝以前以丞相为中心的三公执政局面，开启了西汉后期外戚专权的新时代。

——摘编自黎东方《细说秦汉》

材料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财政状况很不理想。北洋政府欠各国款项及利息叠加致使南京政府不得不向各国借款来缓解财务紧张状况，因此出现了旧债加新债的财政局面。中国的盐税主权因偿付外债的需要而步步丧失。加之历史上盐税征收很重，盐税及附加税截留不断增加，这些都成为实施盐税改革的社会条件。因此改革盐务机构、颁布新《盐法》、统一盐税税率成为改革的主要方向。虽然新《盐法》看起来具有改革精神，但直到抗战前期，也没有确定具体实施的日期，最终流于一纸空文。

——摘编自纪秋颖《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盐税改革评析》

材料   中国的屋舍之税起源很早，且与城市的发展密切相关。先秦的“廛布”首向官府管辖市场中的商业用房征税。汉代的“市肆之税”指向官府和私人用房，既有商业性用房也有居住用房，具有城市土地利用、屋舍和经营税共征的特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店舍之征开始对房屋划分等级，屋舍之税的征收办法开始具体化。唐代“间架税”具有单一屋税的性质，征税办法的操作性强。五代十国时期“屋税”之名正式出现，且成为国家常赋。宋代确立城郭之赋以及宅税和地税的分野。由此，屋税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税目，改变了此前屋舍、土地利用和经营税混而征之的情况。这一嬗变，是我国古代城市不断发展、人口增多、城市建筑用途多样、城市空间结构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结果。

——据吴晓亮等《先秦至唐宋屋舍之税嬗变研究》

材料 租庸调制是唐前期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对作为自耕农的成丁课以定税的税制。它规定,每成丁纳“租二石、绢二丈、绵三两”。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丁户逃亡,租庸调制地位日降。唐中期“安史之乱”(755-763年),造成了经济大破坏,国家赋税收入大减。随着大理财家刘宴对财政大力整顿,增加了财政收入,也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和商品货币关系的扩大大。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正月,正式颁行“两税法”。两税法规定以“量出制入”为征课原则,“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以产为征课对象,以货币计税,夏秋两征,钱粮和绢部同。

——摘编自瑶喜臣《试论租唐调制到两税法的变革》《旧唐书》

材料   1901年1月，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新政上谕，宣布新政变法开始。4月，清廷催促各省督抚大臣“迅速条议具奏，勿再延逾观望”。7月，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联衔会奏，连上三折，此即《江楚会奏变三折》。第一折关于教育改革，涉及建立近代学校教育体制、变革科举制度、奖劝游学等内容；第二折关于政治改革，大致包含改善用人行政政策、清除吏治腐败、改良司法、革除弊政等方面；第三折关于军事与经济改革，主张通过向西方学习，以实现国家富强，内容包括用西法练兵，学习西方近代农业技术，改良农业，发展工业等。江楚会奏的变法方案对清末的改革拟订了详细规划，得到朝廷嘉许并予以采纳。清末新政正式进入具体实施阶段。

——据《张文襄公全集》等

材料   汉朝的户籍制度在沿袭秦朝的基础上有所发展，萧何编制的《九章律》中有一章为《户律》，规定了详细的户籍管理办法，《户律》规定“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百家为一里，十里为一亭，十亭为一乡”，从而在基层建立起严密的居民组织。户口登记的内容包括户主、户内成员的姓名、性别、年龄、土地、房屋、财产等情况，并以此作为征发赋役的根据。《户律》还规定，所有人都必须登记入籍，隐瞒不登记者当论罪处罚；凡登记在国家户籍上的人口不得随意迁徙，否则将被视为“亡命”，并受到严惩；出游之人必须持“符”，符上记载本人姓名、职务、籍贯以及身高、肤色等特征，以备查验。由丞相主管全国户籍工作，地方上多设三老、县设户曹，专门负责户籍的管理和人口的统计，每年的八月作为全国普遍实行人口调查的月份，根据实际情况随时增减，以保证国家对户口情况的最新掌握。

——据《编户齐民——我国古代户籍制度的完备》整理

材料   管仲（前723-前645年）面对当时南有楚国，北有狄人、西有戎人，都对齐国虎视眈眈，而齐国国库空虚的现状，提出每当年岁凶歉收，人民没有本业可做时，国家应进行宫室台榭的修建，以增加人民的就业，其目的不是享乐，而是为了增加就业，平衡经济。将百姓划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集群，强调“四民者无使杂处”，要求四类民众分居分业，世代承袭自己的本职，不得自由迁徙，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了促进齐国工商业的发展，管仲大力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提高民众从事工商业的热情。管仲认为商品流通不仅仅局限在国境之内，而是应该实现国家之间的互通有无。在田赋之外，又开辟了很多新的财源，如盐铁专卖、对外贸易等，这大大降低了国家财政对田赋的依赖程度。国家以价格手段控制市场，统一调配社会资源，管控粮食的生产和储备，从而操控国民经济命脉和贸易中的主动权。

——摘编自候锦超《管仲的经济变革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