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在中国历史上，禁酒和发明酒一样历史悠久。据史书记载，大禹王时期就曾因人们嗜酒而下令禁酒，周公时为防人们因嗜酒而“伤德败性”特作酒诰以禁酒。但酒已成为人们宴客娱乐的必需品，故禁而不止。汉朝初年，国家开始推行垄断酒类买卖的榷酒制度，同时因酒耗民食，政府也往往在荒年之时或灾荒地区推行禁酒政策，后世多效行之。清代乾隆年间实行大规模、持续性酒禁，酒禁推行过程中争议不断，推行成效也未达预期。
乾隆二年（1739年）五月，针对生齿日繁民食日艰的严重局面，乾隆专门谕令直隶等江北五省“烧锅（开设作坊造酒）之事当永行禁止”，违禁私造之人及贿纵官员“从重治罪”，对失察地方官“严加处分”。然而此议一出，立即遭到刑部尚书孙嘉沧的上疏反对。孙嘉沧认为“烧酒之禁”不仅会造成老百姓转向耗费细粮的黄酒造卖，使得酿造烧酒的高粱等粗粮闲置而酿造黄酒的细粮吃紧，影响民生，还会导致官吏索贿枉法而加重百姓负担。孙嘉沧主张烧酒之禁“宜于数岁而不宜于丰岁”“禁于成灾之地而各地不必通行”。五省督抚意见虽有分歧，但基本上都反对“一概禁绝”，主张严禁大规模作曲贩卖，杜绝大规模造酒。
（在“严禁”和“宽禁”的争议中），在皇帝的反复谕令和不断督察下，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实施了“宽禁”，并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犯禁处罚条规，然而禁酒的效果却并不理想。除少数地区执行比较严格外，大部分地区则是时紧时松，阳奉阴违。“因利之所在，人所必趋”“五省之民，执此业者不可胜计”“虽经严禁，终莫能断绝也”。乾隆十六年（1751年），严禁政策有所松弛。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部分地区恢复了烧锅税。
——综合摘编自陆连营《浅议清代乾隆年间的禁酒政策》和牛贯杰、王江《论清代烧锅政策的演变》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王朝颁布禁酒令的诸多考量因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乾隆时期禁酒成效未达预期的原因。
材料 明武宗时期,朝政极度混乱,引起了明代社会严重危机,世宗嘉靖皇帝即位后,重用张璁对社会时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张璁把百官的次序排列为内阁→九卿→鉴司→守令,并明确了各自的权责;张璁深感科举之弊,要求考试文风“务要平实尔雅”，派遣京官主考各地乡试;倡行“三途并用”,强调用官不只是进士还有举人和贡生也要提拔使用，推行“内官外放”把京官调到地方锻炼。为了整治宦官、外戚鱼肉百姓,在全国清查贪污舞弊，至嘉靖九年,已查勘京畿勋戚庄田计5.7万余顷,其中2.6万余顷返还给业主，至嘉靖十年,浙江、两广、山西、四川等处的镇守太监因“贪纵害事”皆被裁革。与此同时,他还对赋役制度进行了改革,把田赋和徭役合起来，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张璁改革以最大限度扫除了百余年来的明代积弊,激发了明统治阶层的活力,遏制并扭转了国势日衰的趋势,万历年间张居正改革是对张璁变法的延续和深化。
——摘编自田澍《嘉靖革新研究》
(1)根据材料,概括张璁变法的主要措施。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张璁变法的影响。
材料 咸同之际（1850——1875），是晚清财政体制变化的一个关键时期，“关税所入仅存虚名”，中央政府出于镇压农民起义的需要，起初被动默许地方自行筹措军饷，后来却主动督促各地督抚“无论何款，赶紧设法筹备”。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晚清政府也曾试图将下放的财权收归中央，却使得地方财权进一步扩展，终使财权下移之局呈不可逆转之势。各种洋务企业的开办，地方掌握和控制了新的财源一官业盈利，随着洋务局所的增加，所需人员增多，督抚的用人权也延续下来，以省为单位的经济体系、财税体系、军事体系、外交体系逐步形成，地方事权的扩展成为财权下移的一股推动力量。此外，英、法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对晚清财权的下移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摘编自蔡国斌《咸同变局与晚清财权下移》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咸同时期中央财权下移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咸同时期中央财权下移的原因。
材料 宋孝宗时期（1127—1194年）的官员，宁肯担任朝中级别不高、事务清闲的官职，也不愿出任地方事务繁杂的守臣、监司，因而造成了地方官人员缺乏，而朝中人员冗滥，一味只求升迁而不注实效，在职位上庸庸碌碌无所作为的状况。为改变这种局面，宋孝宗积极着手对官员中的务虚之风进行调整和改革，将官员平时的实际才能和施政业绩作为官员升迁的依据。在要求官员勤于政事的同时，宋孝宗本人也勤于政事，事必躬亲，他对地方上的兴修水利、农业生产等事都要亲自过问。同时，宋孝宗认为一国之君应该深知用人之道，在选拔人才时，也不能只看重人的学识，更应重视的是人才的道德修养和实际执政能力。这一用人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使朝廷选拔人才数量增加，为国家一系列大政方针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人员方面的保证。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任何历史人物的活动都会受制于时代的局限，宋孝宗加大用人力度，整顿吏风的目的，始终都贯穿着强化皇权的思想。
——摘编自褐华芳《宋孝宗的法律思想与法制建设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孝宗吏治改革的内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宋孝宗吏治改革的影响。
5 . 材料 1899年，营口爆发鼠疫的地方当局迫于外交压力临时设立卫生局，推行卫生制度；俄国和日本出于不同的目的，先后在占领期间强化卫生行政；1906年，因应自上而下的新政改革卫生成为营口地方行政职能。由于地处地缘政治复杂的东北，列强对营口卫生行政形成的影响有两大特征：一是差异性，以饿、日为代表的列强虽遵循同样的卫生规则，但因各自不同的利益追求和对华政策，采用不同的方式推动卫生行政。二是调适性，官府虽迫于列强压力基本采纳卫生行政，但在具体实行过程中，中外之间的跨国互动终使卫生组织和制度得以确立。因此，营口卫生行政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卫生局虽建立起来，但管辖权范围有限，很难辐射到营口之外的地区。
——摘编自杜丽红《近代中国地方卫生行政的诞生：以营口为中心的考察》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营口地方卫生行政制度建立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末营口地方卫生行政制度建立的影响
材料 宋代人事考核在机构建制和施行细则上更趋究备，制定有京朝官、文武官等不同层次官员的考课规定。出现了专司考课的“两院三级考课体系”：即审官院和考课院，分别负责京官和地方官考核；同时守令考县令、监司考知州、两院考百官，分工明确。考课的标准分别为三个等级：政绩优秀者为上，职务粗理者为中，临事驰慢者为下。宋代重视封建官员的政治素质和道德修养，多次修订考课标准。宋代注重对地方官考课，《神宗正史》记载的监司考课内容为：凡考监司以七事，一曰劝农桑，治荒废；二曰招荒亡，增户口；三曰兴利除害；四曰动有罪，平狱讼；五曰失案察；六曰屏盗贼；七曰举廉能。中央定期以此内容对地方官员的德行、劳绩等进行考评，决定地方官员的升迁罢黜。
——摘编自刘承《中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及其借鉴意义》等
（1）根据材料，概括宋代考课制度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代考课制度的作用。
7 . 材料 刘铭传根据台湾四面环海的地理特点，集中解决防务中炮和船两大问题。到1888年7月，共修筑新式炮台10座，配置新式炮，以澎湖作为海防建设的重点，派水师驻扎澎湖，添购兵船，改变了台湾“水师无船”的状况。刘铭传初到台湾时，生番土著“窟穴”，盗绒贼出没其间，时常侵扰百姓，铭传恩威并施，亲督将吏剿抚，后诸番皆臣服归化。1886年刘铭传设立抚垦总局，兼任抚垦大臣，命令地方官府对于番民“教之耕耘，使饶衣食”，发展番地生产。刘铭传于1886年在台北设立电报总局，铺设两条海底电缆，将台海与澎湖、台湾与大陆联系起来，加强台湾与大陆的电讯联系。1887年，经清廷批准，他在台北成立了铁路总局，到1891年建成了一条北起台北，南抵新竹，全长68公里的铁路。刘铭传在全台各地开办了几十所书院、义学、官塾。于1887年3月兴办了一座“西学堂”，开设英文、法文、地理、历史、测绘、算术、理化等
——百度百科
（1）根据材料，概括刘铭传在台湾改革的主要举措。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刘铭传改革的作用。
材料一1901年，慈禧太后为大势所趋不得不颁布上谕：从第二年起，乡、会试头场，考中国政治、历史论5篇；第二场，考各国政治、艺学（科技，艺术）策5道；第三场，考四书义二篇、五经一篇。四书、五经考试都不再用八股文程式，与康有为的方案如出一辙。1905年又宣布，从次年起，所有岁科考试、乡试、会试一律停止。
——成思《千年科举的崩塌》
材料二没有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1911年很可能就不会发生辛亥革命。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的是那些青年军官们，他们本来应该在科举的道路上攀爬，但因为科举制度被废除，他们只能进军事学校，并在后来成为辛亥革命的重要推动力。
——许纪霖《废科举引发20世纪中国大变局》
（1）根据材料一，概括清末新政中科举制改革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科举制改革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材料二的观点。
9 . 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 八旗军是清朝的正规军队，八旗将士领取饷银。甲午战败后，袁世凯组织新建陆军，张之洞组建自强军，皆采西法。1901年，清政府改建兵制，取消旧式武举，创办武备学堂，编练新军，操习新式枪炮。1903年设练兵处，作为全国招募和训练新军的中央机构。1904年决定改建整个兵制，拟建新军36镇，为常备军，服役期3年。在自愿基础上征募士兵，并有严格的资格限制。1906年，兵部与练兵处合并为陆军部，后来又建立海军部。陆海军均由满人官员掌控，皇帝是最高统帅。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革命党在新军中的组织迅速扩大。
——据《清史稿》等
请回答：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八旗军相比，新军具有哪些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清政府军事改革的影响。
10 . 【历史——选修1：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材料南北朝时，士族族谱是选任官员的重要依据。唐朝初年，旧士族虽已没落，但清河崔氏、范阳卢氏等数家所谓“山东士族”，仍凭借其祖先的影响，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这些家族编写族谱，标榜为华夏“高门”，自诩“家风”优良，相互间通婚。唐初那些以军功起家的大臣，也把能与他们通婚视作荣耀。
唐太宗决心从谱牒入手，改变这种状况。他下令修撰全国总谱《氏族志》，不限地域，不分民族渊源，收集当时全国各地具有影响的293个家族，排出等级，但不作为任用官员的依据。编写者受习惯影响，将当时只任六品官的清河人崔民干列为第一等。这让唐太宗颇不高兴，下令：“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于是皇族被列为第一，外戚次之，清河崔氏只排到第三等。当时文武大臣中，不少人的祖先在北朝后期才从草原南迁，也因此跻身“高门”之列。
——摘编自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太宗时谱牒改革的内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唐太宗时谱牒改革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