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贞观初，“以法理天下，尤重宪官，故御史复为雄要”，“御史为风霜之任，弹纠不法，百僚震恐，官之雄峻，莫之比焉”。台院侍御史以弹奏为基本职责，重点在纠弹职位较高的官员。察院监察御史在御史台中品秩虽低，但职务繁杂，百司畏惧，其“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此外还掌祭祀、监南选、监司射、监决狱、分察尚书省六部等。贞观年间，全国被划为十道监察区，由监察御史十人分巡州县，监察御史以六条巡按州县，分巡时威仪显赫，“州县祗请相望，道路牧宰祗候，僮仆不若”。《贞观政要》中记载：“（太宗）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遣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同时，唐太宗也对清廉官员和清正之举大加褒奖弘扬。

——摘编自吴毅《唐朝贞观年间防治贪腐的政策举措释析》

材料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挽救日益衰败的农村现状，乡村复兴从口号变为社会实践运动。以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为代表的知识精英在各地创建县政建设试验区，率先进行乡村建设的试验。在试验区，乡建领导者加强乡村小学和成人学校的建设，改革教材、完善学制、改进教育行政管理工作。经济上，改良和推广优良品种，防治病虫害，并成立借贷处和信用合作社，向农民发放贷款，以解决农民生产生活的困难。根据国民政府有关自治事务的规定，不少实验区开展调查户口、整顿税收、成立民团或警察局、组建自治团体等工作。乡村建设虽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但总体上却出现了“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局面。

——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下）》

材料   从1865年起将海关全部收支总账分为海关经费支出账、海关没收和罚款收入账、吨税收入及用于航务设施的提成账、所有其他规费收入和开支账。所有海关可自行处理的结余，一律存放在指定的银行，没有得到总税务司的允许各关不得截留。1870年又公布了十项有关会计收支的条例。1873年成立了贸易造册处，负责印刷各口贸易统计季报和年报，编写贸易总报告。统计内容涉及中国财政、经济、货币、金融等方面的资料，尤其是关于鸦片、茶、丝、黄麻和大豆等大宗进出口商品。为加强海关财务检查，在总税务司之下，专设掌管会计的稽查账目税务司。“该部门税务司总管辖海关之会计并审查各地海关之会计，至少每年到各地巡视一次，副税务司驻留北京总司署负责审查各关报表”。海关税收从1865年的830万两增加到1875年的1200万两，而1885年增加到1450万两。

——摘编自段晋丽《赫德与近代中国海关制度的建立》等

材料   袁世凯政府成立后，为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稳固政权，维护统治，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改革经济的法规。1912年，工商部颁布《暂行工艺品奖励章程》，取消了建厂专办之权。1914年，农商部颁布《矿业条例》等降低矿产税，还颁布了《国有荒地承垦条例》实行地价优惠；国务院公布条例规定国币种类，旧有各种官局铸币由政府兑换改铸；交通部制定《交通银行则例》，规定交通银行掌管特别之国库金，发行兑换券，具有中央银行的性质；农商部会同财政部拟定《劝业银行条例》，鼓励银行投资实业、扶植实业。在人民群众爱国热情的推动下，政府提倡国货，减免捐税，宣布凡出口足抵外货者优给奖励。此后，北洋内阁虽更迭频繁，但基本上延续了袁世凯时期的经济政策。

——-摘编自章开沅《中国经济史》

材料 桂林（当时是广西壮族自治区会）于1949年11月22日解放，30日桂林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并告知全体市民：桂林市军管会在军管期间是全市最高权力机关。其后，各地军管会成立后，迅速开展了城市接收与管理、党政建设、社会改造、恢复和发展经济等具体工作。1949年12月17日，桂林市召开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至1952年，广西5个市都普遍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产生的办法有：军管会和市政府的代表由负责人担任，各机关、部队、党派、团体的代表由本单位选派，各界人士的代表由市军管会、市政府和协商委员会商定。各界代表在会议中积极履行自己的职责，参政议政热情高涨。1953年7月，南宁市试行普选，全市选举人口184733人，选民112666人，参选人数占选民的93%。至此，人民代表会议正式被人民代表大会所取代。

——摘编自廖胜平《新中国成立初期广西城市民主建政的初步探索与实践》

材料 纵观历史，漕运在社会经济中具有有不可替代的地位。隋炀帝时期，漕运范围空前扩大，形成了以洛阳为中心的漕运网。但是，唐定都长安，地处偏僻，南粮北调困难重重。安史之乱的爆发又使得“漕运路绝”。刘晏上任后，征用大量工人挖淤泥、清河道，恢复安史之乱前的遭运路线。他采取分段接运的方法，使每段水路都有专属的船只负责运输。规定建造漕船的工作收归政府统一建造，并改变原来的富户包运为政府运输。将专卖食盐所得的钱用于雇佣漕工，达到了“不发丁男，不劳郡县”的效果。通过刘宴的漕运改革，唐王朝的统治中心与江淮租赋富饶之地联系起来了，使南北联系更加密切，促进了江南经济的进一步繁荣。

——摘编自杨凤阁《论唐代刘宴漕运改革的始末及影响》

材料   清末众多金融机构滥发纸币，严重扰乱金融市场。1906年初，户部银行成立不久，户部强调各地不能妨碍中央银行特权。清政府试图取缔官商行号所发钞票，然而发行机关大多阳奉阴违。1910年5月，度支部奏定《兑换纸币则例》，对大清银行纸币的种类、发行准备、发行数额、发行管理及发行税等做了具体规定。1911年，新的大清银行纸币开始印制。除纸币之外，清廷还统一银元的生产发行。

清政府多次颁令裁并地方造币厂局，并于1905年在天津建立了全国统一的银钱总厂，作为户部的造币总厂。1909年，度支部奏设币制调查局，并派大清银行监督为币制顾问。1910年，清政府公布《币制则例》，规定各省大小银元、铜元一律停铸，新的国币银元专归造币总厂铸造。辛亥革命爆发后，币制改革基本停止。

——摘编自石涛《大清银行的货币发行与清末币制改革》

9 . 材料   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在历史上不仅建立了较为强大的政权，还推进了民族文化建设。契丹建国之初太祖神册五年（920年）创制契丹大字，太祖弟迭刺在参考回鹘文字的基础上改制契丹小字。史载契丹大字是借助汉字字体并增减笔画而形成的，契丹小字同样是借用汉字偏旁但又吸收回鹘文字的特征而成为拼音文字。当时的契丹人不仅用本民族文字勒石立碑，还用以进行文学创作。女真文字于太祖天辅三年（1119年）完成创制，以契丹、汉两种文字为基字，或取其音，或取其义，为推广本民族文字，女真统治者很早就创办女真字学校，并设女真进士科，以女真文进行考试。蒙古文字最早创制于成吉思汗新中国成立前夕，学者称其为蒙古畏兀儿文字（回鹘式蒙古文）。元世祖忽必烈时又命吐蕃僧侣创制新的文字并颁行，后人称之为八思巴蒙古字，当时规定用它“译制一切文字，期于顺言达事”。为推广八思巴字，元廷在中央和地方广泛设立学校，培养相关人才。

——摘编自袁行霈严文明等《中华文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