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新中国成立之初，有学者认为不改革文字，文字上只能由“已经取得特殊权利的人来领导文盲大众”，并且一些东欧友人也迫切希望改革汉字以便于语言翻译工作。在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字改革理论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改革文字的紧迫性，于是中国文字改革协会等文字学术研究团体应运而生。1950年6月，在认真研习朝鲜、越南等国的文字改革工作后，毛泽东提出了汉字简化“不能脱离现实，隔断历史”的指示。1951年下半年，经过征询各方意见后，毛泽东认可了文字改革者共同提出的汉字拼音化主张，提出“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形式应该是民族的，字母和方案要根据现有汉字来制定”，“鉴于汉字书写困难”，“必须加以整理简化”。
——摘编自崔明海《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启动文字改革的动因及决策过程》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字改革的特点，并指出改革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字改革的意义。
材料 东晋政府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和保护南迁士族的利益，在流民集中的地区，设置侨州、那、县，侨人单独立籍，称为侨户。东晋政权通过这种办法维护了南迁士族的特权，他们可以奴役依附户而不负担赋役。但随着东晋政权的稳定，侨州郡县的问题就暴露出来。……它造成户籍制度的混乱和影响国家收入。东晋政府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实行土断，即整顿户籍，让侨户着籍输课。王导执政时曾于咸和二年（327年）整顿户籍。晋成帝咸康七年（341年），又实行土断，王公以下都以土著为断，把其户口编入所在郡县的户籍。刘裕当政时，再次实行土断，首先从江、荆二州开始，逐步推行于全境，称“义熙土断”。土断是政府与世家大族争夺人口和赋役的斗争。通过土断，世家大族所控制的人口成为国家编户。
——摘编自漆侠《中国改革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魏晋时期进行土断改革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魏晋时期土断政策的历史影响。
材料 在中国历史上，禁酒和发明酒一样历史悠久。据史书记载，大禹王时期就曾因人们嗜酒而下令禁酒，周公时为防人们因嗜酒而“伤德败性”特作酒诰以禁酒。但酒已成为人们宴客娱乐的必需品，故禁而不止。汉朝初年，国家开始推行垄断酒类买卖的榷酒制度，同时因酒耗民食，政府也往往在荒年之时或灾荒地区推行禁酒政策，后世多效行之。清代乾隆年间实行大规模、持续性酒禁，酒禁推行过程中争议不断，推行成效也未达预期。
乾隆二年（1739年）五月，针对生齿日繁民食日艰的严重局面，乾隆专门谕令直隶等江北五省“烧锅（开设作坊造酒）之事当永行禁止”，违禁私造之人及贿纵官员“从重治罪”，对失察地方官“严加处分”。然而此议一出，立即遭到刑部尚书孙嘉沧的上疏反对。孙嘉沧认为“烧酒之禁”不仅会造成老百姓转向耗费细粮的黄酒造卖，使得酿造烧酒的高粱等粗粮闲置而酿造黄酒的细粮吃紧，影响民生，还会导致官吏索贿枉法而加重百姓负担。孙嘉沧主张烧酒之禁“宜于数岁而不宜于丰岁”“禁于成灾之地而各地不必通行”。五省督抚意见虽有分歧，但基本上都反对“一概禁绝”，主张严禁大规模作曲贩卖，杜绝大规模造酒。
（在“严禁”和“宽禁”的争议中），在皇帝的反复谕令和不断督察下，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实施了“宽禁”，并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犯禁处罚条规，然而禁酒的效果却并不理想。除少数地区执行比较严格外，大部分地区则是时紧时松，阳奉阴违。“因利之所在，人所必趋”“五省之民，执此业者不可胜计”“虽经严禁，终莫能断绝也”。乾隆十六年（1751年），严禁政策有所松弛。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部分地区恢复了烧锅税。
——综合摘编自陆连营《浅议清代乾隆年间的禁酒政策》和牛贯杰、王江《论清代烧锅政策的演变》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王朝颁布禁酒令的诸多考量因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乾隆时期禁酒成效未达预期的原因。
材料为了统一党和政府在各方面的方针政策，同时由于各解放地区的差异性，党中央决定将原先分立的各解放区政权适当合并，于1949年前后建立了东北人民政府、华北人民政府和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及华中行政办事处等大行政区人民政权，形成一种大行政区制度。大行政区政府大都成立于由战争走向和平的历史转折时期，决定了其自身建设由根据地的游击式政府向正规化政府建设演进。各大行政区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则可以看做是新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前奏。总起来看，解放战争时期大行政区制度的建立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环境里建立起来的新型人民政权体制，是新中国诞生前所进行的一次政权建设的实践和探索，具有重大的创制性意义，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主政治建设的宝贵财产，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经验与启示，它永远值得我们继承和发展。
——摘编自黄建红《解放战争时期的大行政区制度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解放战争时期大行政区制度的建立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解放战争时期建立大行政区制度的意义。
材料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时，对全国教育进行过一些改革，主要是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代替清朝封建主义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他提出停止祀孔，废除读经，把清学部规定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五项封建主义的教育宗旨，改为资本主义的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五项。他解释说：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所谓富国强兵之主义也”；公民道德，“所标揭者，曰自由、平等、博爱”；世界观教育，“就是哲学的课程，意在兼采周秦诸子、印度哲学及欧洲哲学，以打破二千年墨守孔学的旧习”；在教育上应特别注重美育，因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人我彼此的偏见，美学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害。用这种资产阶级教育宗旨为指导，他主持了学制改革，课程修订，推行义务教育和社会教育，并实行小学男女同校等，一定程度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反封建的要求。
——摘编自李新《中华民国人物传》
(1)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蔡元培教育改革的特点。
(2)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蔡元培教育改革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影响。
材料 20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和军阀混战，中国社会处于激烈的动荡和危机之中，救亡的政治思潮纷纷涌现。“省自治和联省自治”成为20世纪初期颇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其方案是由各省民选省长，制定省宪法，确立省自治，进而通过联省自治谋求全国和平统一。各省军阀纷纷表示拥护省自治，旨在“利用民气，以图自保”。湖南军阀谭延闿首先宣布自治，西南各省军阀相率仿效。资产阶级应军阀之邀参与制宪，或著文立说，各抒己见。章太炎发表文章指出“近世所以治乱者，皆由中央政府权籍过高，……联省自治由本省人充当本省的文武官员，……自无争位攘权之事。”胡适则通过文章提出“军阀权限太多，中央无力制裁军阀。根据省自治的联邦制，……增加地方的实权，使地方充分发展其潜势力，来推翻军阀……已经可以成为号召的旗帜了。”1923 年，随着曹锟贿选当上总统，公布《中华民国宪法》，“省自治和联省自治”的破产。
——摘编自程舒伟《议会政治与近代中国》
(1)根据材料分析“省自治和联省自治”的资产阶级思潮实质，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受到地方军阀拥护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救亡思潮产生的影响进行合理的解释。
材料 推行农村税费改革是党和政府为解决“三农”问题采取的重大决策。2000年，中央决定在安徽以省为单位开展农村税费改革试点。2003年，税费改革在全国推开。2004年“一号文件”提出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并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黑龙江、吉林两省随后进入试点，实行“两减免、三补贴”政策。“两减免”是指免除农业税、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三补贴”即：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对部分地区农民进行良种补贴，购置农机具补贴。农村税费改革由此转向逐步降低直至最终取消农业税。2005年，全国28个省份免征农业税。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延续两千多年的农民缴纳农业税的历史到此结束。
——摘编自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农村税费改革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国农村税费改革的意义。
8 . 材料1927年，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作出决议，全国各县一律实行县长制，县政府和县长分别代替县公署和县知事。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县组织法》。1929年，国民政府重新修订《县组织法》，强调：“吾人今后必须矫正从前重省轻县之传统观念，而易以总理重县轻省之新观念。总理于民权主义与建国大纲中，汇精聚神，唯在直接民权对于县自治之实际行使。由此可知，县自治者，实三民主义之基本知识。”被任命为县长之官员，应先试署一年，考核成绩优良者予以实授，以三年为一任，期满成绩优良者可以连任或升迁。但在实施过程中，如1930～1934年的福建更动县长289人，最短的任期只有4天。规定考试应成为县长任用的主要途径，但据1932年内政部统计，各省通过考试取得县长职位的比例最高的是安徽，但也仅有17.6％。蒋介石也承认：“县为执行一切政令之中坚，其重要如此，而行政经费之微薄又如彼，实无从充实组织，延揽人才。”事实上，无论是地方自治的推行，抑或省、县行政结构的建立，国民政府只能在无情的现实面前屡屡碰壁。
——摘编自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史》（第七卷）
(1)根据材料，概括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南京国民政府县政改革的主要措施及目的。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南京国民政府的县政改革。
材料一 1918年，中央观象台提出将全国划分为5个标准时区，即：中原时区（GMT＋8）、陇蜀时区（GMT＋7）、回藏时区（GMT＋6）、长白时区（GMT＋8.5）、昆仑时区（GMT＋6.5）。
随着外国资本的进入，官僚买办以及民族资本工业的出现，航运、铁路等公交企业和电信、邮政等公用事业的发展，客观上需要五时区特别是中原时区的应用。中原时区的标准时刻，由位于上海租界的徐家汇观象台提供，以电报形式将标准时刻传递到各地所属机构。短短几年，在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相继建立了广播电台，在车站、码头及繁华街道设置有大钟，为普通市民提供时间服务。南京、青岛等城市还每日定时为市民鸣放电笛报时，中原时区的标准时得到了有效实施。然而，中国内地大部分地区“未尽见实行”。
——摘编自孙毅霖《民国时期标准时制的发展》
材料二 从1937年7月起，日本强令伪满洲国使用东经135°标准时，以宣示伪满洲国“国家疆界”的存在及与日本本土在标准时间上的一致。广西本属陇蜀时区，应以东经105°（GMT＋6）为中央经线。但193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通令全省“一律严守本省采定东经110°为标准时刻”，造成陇蜀时快20分钟，比中原时慢40分钟的局面。1939年国府迁渝，为适应抗战军事部署的需要，国民政府再次重申五时区制并规定以陇蜀时区为标准时间后，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改用陇蜀时间。
新中国成立之初，并无以“北京时间”作为全国通行的标准时间的决议或法规。但伴随各地方政府的成立，尤其是伴随人民军队军事战略的迅速推进，将军队一直沿用的中原标准时区推向全国，各地电台在实际工作中也自觉以北京所在的中央经线的平太阳时为准，以显示与中央政府的一致，“北京时间”遂成为约定俗成的民用称呼。至此，近代以来未曾整齐划一的标准时间底定一统，自下而上地成为新中国的一项时间制度及与国际社会交往的标准时间。
——摘编自封磊《从海关时到北京时：近代中国的“时区政治”及其嬗替》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民国时期推行五时区制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概括“北京时间”被确立为标准时间的特点与意义。
10 . 材料 “伯克”源于突厥语，后发展为新疆地区官职的泛称。清政府统一新疆后，在原有伯克制度基础上推行了一系列改革。乾隆密谕言及“阿奇木伯克不过办事大员，勿许自称诺颇，私收贡赋。即阿奇木等缺出……。“不准世袭”。同时一改以往伯克政教不分之弊端，谕命各级伯克务必以民事为任，宗教各守已任，不得互相牵涉。《回疆则例》明确规定：“回疆三品至五品伯克缺出，由参赞大臣拟定正陪，奏请补放。凡本城阿奇木伯克及各城庄阿奇木、伊什罕伯克，均令回避本处。”清政府根据各地伯克品级的高低给他们一定的土地（亦称俸禄地或养廉地）和种地的农奴，作为他们生活和社会活动的主要物质来源。伯克虽多由回疆贵族出任，亦应根据朝廷的朝觐规定，定期进京朝觐皇帝，以示忠心。断疆设省后，伯克制度被正式废除。
——摘编自苗普生《伯克制度》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清朝伯克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伯克制度对清政府加强新疆地区治理的积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