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魏末以来，百姓“唯兵革是闻”，统治者“惟刑罚是用”。在这种社会状况下，宇文泰接受了苏绰“治民之本，先在治心”的建议，改革诏书中首先就强调“先治心，敦教化”。与此同时，宇文泰又提出“恤狱讼”，要求治狱之官务必“不苛不暴，有疑则从轻，未审不妄罚”。宇文泰用人上有一个明显特色，不论原先属于哪个集团，不论民族、出身，量才而用，一旦任用，以诚相待。西魏还将役龄由十五岁改为十八岁，并规定“丰年不过三旬，中年二旬，下年则一旬。凡起徒役，无过家一人”。在革新政治的同时，宇文泰在思想文化领域还进行“恒以反风俗，复古始为心”的革新运动以倡导儒学。

——摘编自施光明《宇文泰改革评析》

材料   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七月，司马光知谏院“以言事为职”，开始了他为时五年的谏官生涯。改革科举考试是司马光进谏的重要方面，是其吏治思想的具体体现。宋承唐制，先考辞赋，后考其他。司马光在《论举选状》中明确提出，科举选人应“以德行为先”，其次是经术，再次是政事（政治见解），最后才是艺能（辞赋）。“明经”一科向来考五经、九经的背诵能力，所以一些擅长背书的人往往高中，有治国安邦实际工作能力的人反而会落选。司马光主张多出一些分析性的考题，把“明经”一科从死记硬背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当时的考官出题不求实际、只求奇巧，“或离合句读，故相迷误；或取卷末经注字数，以为问目”，使得百分之八九十的应试举人交白卷，偏离了科举取士的本意，而起了埋没人才、摧残人才的反作用。司马光对这一现象给予了抨击，明确提出应重选命题官，用“通经术、晓大义”的人来命题。

——摘编自宋衍申《司马光知谏院》

3 . 材料1927年，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作出决议，全国各县一律实行县长制，县政府和县长分别代替县公署和县知事。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县组织法》。1929年，国民政府重新修订《县组织法》，强调：“吾人今后必须矫正从前重省轻县之传统观念，而易以总理重县轻省之新观念。总理于民权主义与建国大纲中，汇精聚神，唯在直接民权对于县自治之实际行使。由此可知，县自治者，实三民主义之基本知识。”被任命为县长之官员，应先试署一年，考核成绩优良者予以实授，以三年为一任，期满成绩优良者可以连任或升迁。但在实施过程中，如1930～1934年的福建更动县长289人，最短的任期只有4天。规定考试应成为县长任用的主要途径，但据1932年内政部统计，各省通过考试取得县长职位的比例最高的是安徽，但也仅有17.6％。蒋介石也承认：“县为执行一切政令之中坚，其重要如此，而行政经费之微薄又如彼，实无从充实组织，延揽人才。”事实上，无论是地方自治的推行，抑或省、县行政结构的建立，国民政府只能在无情的现实面前屡屡碰壁。

——摘编自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史》（第七卷）

材料   公元805年，唐顺宗即位后，原东宫付读王叔文、王伾分别被任命为输林学士和左散骑常侍及待诏，主持政治改革（史称“永贞革新”）。短短8个月间，唐顺宗就采取了鱼去民间对官府的旧欠，停止地方官的进奉和盐铁使的月进钱，降低盐价，取消宫市（即皇帝的手下人对市场货物的抢掠）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查办了京兆尹李突的贪污案。就在唐顺宗和王叔文等人筹划前夺宣官兵权之际，四川节度使韦皋以唐顺宗患有中风病、不能说话为由，上表请太客武全年占比京子监国，宦官俱文珍等和反对改革的朝臣借题发挥，直接拥立太子称帝（即唐显宗），迫使唐顺宗送位，永贞革新仅持续了146天即宣告失败。唐究宗即位后，立刻贬王叔文为渝州司户，次年又将他杀害。

——摘编自陈贤庆《中华历朝变迁简史》

材料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急需一笔贷款来巩固其统治，于是向英、法、德、日等六国提出贷款要求，后者同意向袁世凯贷款，但前提是中国政府拿盐税收入作抵押。1913年盐务稽核所的建立是中国盐税主权丧失的主要标志。民国初期，北洋当局公布了盐税改革章程，增添了正税、截留盐税和各类附加税。这次盐税改革不但没有去除积弊，反而造成了盐税制度的混乱状况。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为了取信于异邦财阀，承担了北洋政府期间的外债。为了摆脱经济贫瘠的局势、填补财政赤字、均衡预算，南京当局不断地向英美等国乞贷。旧债加新债，使得债台越筑越高。1927年，古应芬取消盐务稽核所，由财政部设立盐务处，后更名为盐务署，掌管全国盐政。孙科继任财政部部长后，保留盐务署并恢复了盐务稽核所，同时改变了由外国人掌握实权的现象，使职员全部由华人构成。1928年，南京政府提出了统一税率的主张，后又提高了盐税。1931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颁布了《盐法》，涉及改革运销、统一税率。1934年，南京政府的盐税收入已经达到两万零六百七十万元。从1927年到1936年的盐税收入增长了十倍。

——摘编自纪秋颖《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盐税改革评析》

材料   遗产税亦称继承税，于清末民初引入中国。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郭嵩焘等驻外使节较早地了解了西方国家开设的遗产税情形，并传递给清政府高层。1901年，张之洞会同刘坤一，建议清政府实行遗产税，提出如中国能办（遗产税），即使为英国二十分之一，亦有五六百万银元财政收入。1910年，梁启超将遗产税视为“最良之税则”，批评清政府未能实施这些“足以均贫富之负荷者”的税制。民国建立后，为获列强认可，北洋政府承认清政府历年战争赔款和外债，财政亏空严重，遗产税的筹设也有了较大推进。首任财政总长周学熙将遗产税等新税目归入国家税项，熊希龄任财政总长时，将遗产税列入三年度财政计划；与此同时，相关部门着手制定遗产税的具体系例和实施细则，规定遗产税征税范围、起税点和税率层级，等等。但是当时中国并不具备开征遗产税的社会经济条件，最终不了了之。

——摘编自雷家琼《清末民初遗产税的引入》

材料   宇文泰掌握西魏政权后，力行改革，大统七年，颁布“先治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的“六条诏书”，率先开始了政治革新。针对前朝“狄官勒讯之理，未尽矜怒，拷掠之苦每岁切酷”的弊端，要求“治狱之官，精心悉宽，推究事源，不苛不暴，有疑则从轻，未审不妄罚"。大统十三年，字文泰诏令：“自今应宫刑者，直没官，勿刑”。东汉以来，选官唯重门第资历，提出：”今之选举者，当不限资防，唯在得人。德才兼备，自可起厮养而为卿相。”同时，十分重视史治，广陵王元欣的外甥仗势凶横，侵凌百姓，柳庆不畏权贵，囚而杀之。面对当时汉族视少数民族政权为僭伪的情况，宇文泰命苏绰、卢辩仿《周礼》建六官，而内外众职仍取汉魏之法，地方亦行郡县制不变，并撰次朝仪，车服器用，多遵古礼。

——摘自施光明《宇文泰改革评析》

材料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面对财政窘况，开始以国地收支划分为突破口，进行分税制改革。1927年颁布《划分国家收入地方收入暂行标准素案》和《划分国家支出地方支出暂行标准案》，将财政制度划分为中央与地方两级体制，地方财政以省为主体，省控制着全部地方税源；县附属于省，没有独立的税收收入。另外，国地税源的划分采取税目独立主义，以区别于民国初年实施的税目附加主义，以此避免国地之间的纠纷，但在推行过程中遇到许多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各省“不能遵重法令一致奉行”。1928年通过《划分国家收支地方收支标准案》，在一定程度上解了国地财政矛盾，但仍将大部分税源划归中央，省控制着全部地方税。县级财政为维持自身开支和举措上级委办事宜，通过附加、杂课、掉派等方式筹款，造成百姓负担加重，民怨沸腾。

——摘编自马金华、邢红英《民国时期的分税制改革评析及启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