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在中国历史上，禁酒和发明酒一样历史悠久。据史书记载，大禹王时期就曾因人们嗜酒而下令禁酒，周公时为防人们因嗜酒而“伤德败性”特作酒诰以禁酒。但酒已成为人们宴客娱乐的必需品，故禁而不止。汉朝初年，国家开始推行垄断酒类买卖的榷酒制度，同时因酒耗民食，政府也往往在荒年之时或灾荒地区推行禁酒政策，后世多效行之。清代乾隆年间实行大规模、持续性酒禁，酒禁推行过程中争议不断，推行成效也未达预期。

乾隆二年（1739年）五月，针对生齿日繁民食日艰的严重局面，乾隆专门谕令直隶等江北五省“烧锅（开设作坊造酒）之事当永行禁止”，违禁私造之人及贿纵官员“从重治罪”，对失察地方官“严加处分”。然而此议一出，立即遭到刑部尚书孙嘉沧的上疏反对。孙嘉沧认为“烧酒之禁”不仅会造成老百姓转向耗费细粮的黄酒造卖，使得酿造烧酒的高粱等粗粮闲置而酿造黄酒的细粮吃紧，影响民生，还会导致官吏索贿枉法而加重百姓负担。孙嘉沧主张烧酒之禁“宜于数岁而不宜于丰岁”“禁于成灾之地而各地不必通行”。五省督抚意见虽有分歧，但基本上都反对“一概禁绝”，主张严禁大规模作曲贩卖，杜绝大规模造酒。

（在“严禁”和“宽禁”的争议中），在皇帝的反复谕令和不断督察下，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实施了“宽禁”，并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犯禁处罚条规，然而禁酒的效果却并不理想。除少数地区执行比较严格外，大部分地区则是时紧时松，阳奉阴违。“因利之所在，人所必趋”“五省之民，执此业者不可胜计”“虽经严禁，终莫能断绝也”。乾隆十六年（1751年），严禁政策有所松弛。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部分地区恢复了烧锅税。

                                     ——综合摘编自陆连营《浅议清代乾隆年间的禁酒政策》和牛贯杰、王江《论清代烧锅政策的演变》

材料   1861年改革后，农村公社最大的问题是份地不足，但仍然保留着重分土地来承担国家赋税的习惯。改革后土地重分的周期有所变化，有些公社改革后就没有重分过土地，有些村社的土地重分的周期也变为24年之久。改革后，农民虽然获得了“自由”，分家的农户也越来越多。但为了耕种需要赎买土地，这样本来就很贫困的农民反而失去了本来就不充足的土地，公共资源也不断减少。一些村民为了生存，只好把自己家仅有的土地出租，外出打工。农奴制改革后农民通过赎买土地的方式得到了解放，可以说改革后村社是国家管理地方基层的重要工具。

——摘编自陈丽娟、程广通《浅议1861年俄国村社职能的变化》

材料   管仲在齐国的改革特别重视工商业方面的发展。他认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将“农工商”从业者与“士”并称。同时置官设吏，加强对工商业的管理，薄税敛，通有无，重奖专业人员，力戒奢侈淫巧。他采用“官山海”政策，即“请君伐菹薪（枯柴），使国人煮水为盐，征而积之”。在铁器生产上采用“故善者不如与民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七，君得其三”。同时通过会盟与诸侯各国达成关税协议：“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为了吸引其他诸侯国的商人来齐，管仲在生活、驿站设置等方面给予外商以优惠，“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所以各国商人纷纷到齐国经商，以至“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

——摘编自夏梦《管仲富民强国的经济措施浅议》

材料   我国近代史上的文字改革运动，从晚清时期就开始了。从运动的整体情形看，它实际包含四项内容：施行汉语拼音、使用简化字、写白话文、推广普通话。四项中的每一项，又可以单独构成一场运动，四项内容在实际运动中往往结合在一起。运动大体以辛亥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文字改革的迫切性与必要性在文学革命的框架内，借着五四运动的强大气流，迅速升腾为席卷全社会的潮流。“五四”后的文字改革运动，不但得到了北洋及国民政府的认可，而且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发展与弘扬。整场文字改革运动，在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上首次实现了“书同文、语同音”的目标。文字改革运动将汉字改造成为了一套科学符号，使其真正能够为广大民众所掌握，堪称中华民族文明史上的一大盛事。

——摘编自李洪岩《浅议近代的文字改革运动》

材料   1700年，彼得一世发动对瑞典的战争，但在纳尔瓦战役中却被对手轻松击败。战后，彼得一世吸取教训，效法西欧，大力发展工业，先后在乌拉尔地区和奥洛涅茨地区建立了一批冶金工业。据统计，彼得一世时期，俄国共有205家手工工场，其中冶金与金属加工类工场就有69家。为了供应陆海军军需，满足国内外市场需求，还建立了一系列官办或私营纺织业工场，涵盖了制呢、毛织、麻布、帆布等行业。面对工场中劳动力短缺问题，一方面将国家农民编入手工工场；另一方面允许大型手工工场购买整村农民，把农奴制从农业扩大到工业领域。彼得一世时期的工业化模式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

——摘编自万长松《论彼得一世改革与俄国工业化的肇始》

材料   唐王朝建立后，唐高祖李渊命秦王李世民统兵作战，先后击败陇西的李轨和薛举父子、击退并州的刘武周和宋金刚、擒获河北夏王窦建德，迫降洛阳郑王王世充，平定各地农民起义及地方割据势力，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既平京城，约法为十二条。惟制杀人、劫盗、背军、叛逆者死，余并蠲除之。及受禅，诏纳言刘文静与当朝通识之士，因开皇律令而损益之，尽削大业所用烦峻之法。武德二年初定租庸调法：每丁租二石，绢二匹，绵三两。自兹以外，不得横有调敛。承认唐初百姓“凋敝之余，饥寒重切”，规定“非有别敕，不得辄差科徭役”。武德七年，重新颁布均田令和赋役令，使农民在战争期间从地主手里夺得的土地得到肯定，部分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得一定土地，流亡的农民复归版籍。唐高祖时期，国家逐步统一，典章制度日臻完备。

——摘编自王仲荦《隋唐五代史》

材料   汉景帝认为笞刑“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故下诏说：“加笞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后又“减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中元二年（公元前148年），又下诏“改碟（把肢体分裂）为弃市，勿复碟”。汉景帝提出，虽然按律文定罪而犯人如果不服可上诉，有关部门应及时会审评议。后元元年（公元前143年），汉景帝又特别下诏对刑狱案件要求慎重处理，疑难案要复审。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汉景帝再次下诏，说：“高年老长，人所尊敬也；鳏寡不属逮者，人所哀怜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岁以下，及孕者未乳，师、朱儒当鞠系者，颂系之。”所谓颂系，就是“宽容之，不桎梏”。

——摘编自马亮宽《略论汉景帝》

材料   明朝后期官府经营盐业困难重重，政府采取两淮盐法道袁世振的建议，实行纲运制度，以缓和社会矛盾。所谓纲运，即是将各商所领盐引分为若干纲，淮南10纲，淮北14纲，每年以1纲行旧引，其余9纲或13纲行新引。既流通旧引以救内商，又出新引以照顾边商。入纲册的原则是“以已纳余银已买边引者为先，其纳余银未买边引者次之”，纳册刊定后，“即永留与众商，永永百年，据为窝本，年年照册上数派行新引”。纲册上无名的商人，不得参与。官府不再付工本钱，纲商纳银领引后，可同灶户直接交易。这样实际上把官收商销的官府专卖制度变成了专商收销的豪商专卖。官府实行间接遥控，坐收引钱，既少风险又少操心，可谓好处多多。因此可以说，由官商并卖变为纲商专卖，是中国古代盐政史上的划时代变革。

——摘编自齐涛《中国古代经济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