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 【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明朝初年以铜钱为法定货币，与历代钱兼行。而铸铜币缺乏铜料，政府责令民间出铜，搞得民怨沸腾，社会矛盾极其尖锐。另一方面，铸钱笨重，价值低廉，对远程贸易不利。洪武八年，“始诏中书省造大明宝钞，令民间通行”，同时，“禁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货交易，违者罪之。”从而建立全国统一的钞法，实行以宝钞为主，钞钱并行的货币流通制度。至洪武二十七年八月，“诏禁用铜钱”，自此，宝钞成为唯一流通货币。但“大明宝钞”从未建立准备金制度，其印制、发行、流通使用完全倚赖于国家政治权力的强制性执行，因此，属于不可兑换纸币。明政府把超发纸币当作了弥补财政亏空的手段并加以滥用，致使纸币恶性膨胀，最终导致宝钞制度崩坏。

——摘编自陈昆《财政压力、货币超发与明代宝钞制度》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初推行宝钞制度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明初宝钞制度的特点并进行简要评析。

材料 承天太后（953—1009年），名萧绰，辽景宗皇后，辽圣宗生母，自保宁元年景宗即位至圣宗统和二十七年，承天太后先后以皇后和太后的身份执掌朝政40年，多次击败试图夺位的宗室贵族，化解政权交接的危机。她重视人才的选拔，不但信任宗室、外戚和契丹诸部有才能的贵族，而且重视任用汉官，逐渐将科举取士作为选官方式之一，参考宋朝制度，确立了官员考核办法，奖励清勤自持者，惩治贪酷和阿顺迎合行为。承天太后多次以诏旨倡导忠、孝、节、义等封建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改变游牧民族中贵壮贱老、别籍异居、收母执嫂的传统，在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的深层次上，辽与中原已十分接近。承天太后多次遣使诸道劝农，视禾稼，禁止诸军官非时畋猎妨农，制定和推行了一些保护农田、奖励垦荒和减轻赋役负担的政策和措施。辽历代皇帝都有意夺取黄河以北之地，北宋亦想收回燕云之地，承天太后与北宋签订“澶渊之盟”，确立了兄弟之国的政治关系，划定双方边界，辽宋结束了军事对峙状态，开展互市贸易，和平友好交往，辽逐渐进入了全盛时期。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4 . 材料一   淮军士兵由将领亲自招募，他们之间大多具有乡党、姻亲、友朋的裙带关系，士兵对于将领的人身依赖非常严重，军队正常运转实所依靠的正是这种私人感情，因此各统领无不视所募军队为私人资本，决不容许他人插手……淮军的指挥体系是标准的个人指挥体系，营务处虽能分担指挥官的工作压力，却不能提供实际的作战参考，它与强调情报搜集、周密筹划、集体指挥的总参谋部制度比起来相差太远……淮军的军事改革始终没有涉及兵役制度的完善，致使其长期在“增募——裁减——增募”的雇佣军制中踏步，军队战斗力也随之起伏不定，在遭遇举国动员、全民征战的日本军队时，无论是军队规模还是兵员素质，就难免不落下风了，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威名扫地

——摘编自黄凯《火器引进与淮军军事改革》

材料二   淮军是曾国藩的湘军扩张的产物，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中发展壮大，并成为扼杀太平天国运动的重要力量；之后，又成为绞杀捻军起义的主力军。随着淮军的日益强盛，其创建者和统领李鸿章的政治权力越来越膨胀，淮军由地主军事武装组织逐渐演变为左右时局的政治集团，不仅担负着当时军事和国防的重任，而且影响到政治、外交、文化、经济等诸多方面。李鸿章和他的淮军支撑了晚清四十年的局面，维系着清政府的命运。

——摘编自邱瑰华等《李鸿章与淮军》

材料 颜元，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他初步认识到正常的逐利行为对社会发展有积极作用，在世人多高唱“富贵于我如浮云”的时代，他公然断言“圣贤之欲富贵，与凡民同”，鼓励人们努力致富。但是，他又提出了两个原则，首先是致富和用富都不能违背仁叉礼智信等伦理道德，其次要善于用富，不能做守财奴。由此，颇元在义利关系上，主张又利并重，道功兼收。他举《尚书》《易》等经典为主论的根据，在当时非儒不可崇的时代，实在难能可贵.在义利关系上，他始终践履着自己的准则，如当取利和事业冲突时，他能舍利益而重事业。颜元不仅自己洁身自好，还经常教育自己的学生与后代也要恪守正确的义利观。总之，颜元是宋明以来在认识和处理义利关系方面最出色的学者。

——摘编自陈山榜《颜元义利观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 自乾隆中叶以后，清政府经常以“开矿聚集亡命，为地方隐忧”为由，不断下达一道道“严行封禁”“永远封禁”的命令。道光帝即位之初，仍试图实行这种政策。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他对开矿有了些新认识，在一道上谕中称：“开矿之举，以天地自然之利，还之天下，仍是藏富于民。”道光帝同时以实际措施鼓励开矿。他对藉口办矿“累民扰民”“人众易聚难散”而反对开放矿禁的官员进行劝导，告诫他们不能“因噎废食”。他严饬地方官员不得“畏难苟安，托词观望，游移不办”。他又根据过去官办矿政，“官吏因缘为奸，久之而国与民俱受其累”的弊病，提出“官为经理，不如任民自为开采”。由此看来，道光帝对开矿一事，提倡颇力，措施亦得当，这对当时矿政建设大有裨益，百姓生活亦称方便。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