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道光初年，晋商改营票号业渐行高涨。以日升昌为代表的山西票号开创了人身顶股制，将总经理和部分职员的劳动力作为股份，一股以一分计，一分等于十厘，到合帐的时候按股份的多少参与分红。票号财东坚持疑人莫用，用人莫疑之道，经理一旦聘用则委以全权，财东日常不问号事，只有年终结算时经理才向财东汇报营业情况。票号一般录用本乡本土之人入号，外省之人，绝对拒用。晋商实行票号密押制度，山右巨商，所立票号，法至精密，人尤敦朴，信用最著。

——摘自微博《明清晋商制》

材料二 甲午战争之后，列强在中国纷纷扩建或新设银行及其分支机构。清朝末年，政府设立户部银行，希望票号出钱出人。晋商害怕外省人借机插手票号，予以拒绝。个别晋商主张各大票号联合出资，成立近代银行，也遭否决。辛亥革命后，山西各票号放出之款无法收回，运往南省资金大多丧失，存款却纷纷来取，清廷提银刻不容缓，导致无法周转，蒙受严重损失，甚至被迫倒闭。

——景占魁、冯素梅《晋商衰落原因的历史反思》

材料 纵观历史，漕运在社会经济中具有有不可替代的地位。隋炀帝时期，漕运范围空前扩大，形成了以洛阳为中心的漕运网。但是，唐定都长安，地处偏僻，南粮北调困难重重。安史之乱的爆发又使得“漕运路绝”。刘晏上任后，征用大量工人挖淤泥、清河道，恢复安史之乱前的遭运路线。他采取分段接运的方法，使每段水路都有专属的船只负责运输。规定建造漕船的工作收归政府统一建造，并改变原来的富户包运为政府运输。将专卖食盐所得的钱用于雇佣漕工，达到了“不发丁男，不劳郡县”的效果。通过刘宴的漕运改革，唐王朝的统治中心与江淮租赋富饶之地联系起来了，使南北联系更加密切，促进了江南经济的进一步繁荣。

——摘编自杨凤阁《论唐代刘宴漕运改革的始末及影响》

材料   清末众多金融机构滥发纸币，严重扰乱金融市场。1906年初，户部银行成立不久，户部强调各地不能妨碍中央银行特权。清政府试图取缔官商行号所发钞票，然而发行机关大多阳奉阴违。1910年5月，度支部奏定《兑换纸币则例》，对大清银行纸币的种类、发行准备、发行数额、发行管理及发行税等做了具体规定。1911年，新的大清银行纸币开始印制。除纸币之外，清廷还统一银元的生产发行。

清政府多次颁令裁并地方造币厂局，并于1905年在天津建立了全国统一的银钱总厂，作为户部的造币总厂。1909年，度支部奏设币制调查局，并派大清银行监督为币制顾问。1910年，清政府公布《币制则例》，规定各省大小银元、铜元一律停铸，新的国币银元专归造币总厂铸造。辛亥革命爆发后，币制改革基本停止。

——摘编自石涛《大清银行的货币发行与清末币制改革》

材料   1991年海湾战争后，国际上掀起由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变革的新军事革命的大潮，至20世纪以来进入关键时期。与此同时，围绕各种先进武器装备的“硬件”建设，一度被外界视为中国军力发展的最大亮点。经过25年努力，中国军队在装备水平上有了长足进步，连美军一直标榜的“技术优势”也有所动摇。在这样的有利形势下，相应的“软件升级”自然被提上日程。2015年12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领导机构、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正式成立。2016年元旦，中央军委印发《关于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意见》，明确改革的目的是“构建能够打赢信息化战争、有效履行使命任务的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是一个全世界范围内前所未见的军兵种，体现出中国军队在“软件”上占据了制高点。

——摘编自袁野《中国军事改革展露全新维度》

材料   唐初，设陇西牧监和关中八马坊两大牧区各辖48监。高宗年间马政废弛，官马潜耗大半。玄宗以太仆卿王毛仲为内外闲厩使，整顿马政，国营畜牧业重新发展起来。国营牧场的劳动者称“长户”，是父死子继的职业牧人。他们种植牧草饲料，为官府养殖牧畜，也通过租佃制从事农业生产，向政府缴纳课税，其身份是低于均田户的杂户。天宝十三年（754年），仅陇右牧监所养马羊驼就达605600只，其中马占325700只。玄宗朝还奖励和保护民间养马，“王侯将相外戚牛驼羊马之牧布诸道，百倍与县官”，一般百姓也纷纷养马，因此当时招募入伍的“步军皆有私马”。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上）

材料   贞观初，“以法理天下，尤重宪官，故御史复为雄要”，“御史为风霜之任，弹纠不法，百僚震恐，官之雄峻，莫之比焉”。台院侍御史以弹奏为基本职责，重点在纠弹职位较高的官员。察院监察御史在御史台中品秩虽低，但职务繁杂，百司畏惧，其“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此外还掌祭祀、监南选、监司射、监决狱、分察尚书省六部等。贞观年间，全国被划为十道监察区，由监察御史十人分巡州县，监察御史以六条巡按州县，分巡时威仪显赫，“州县祗请相望，道路牧宰祗候，僮仆不若”。《贞观政要》中记载：“（太宗）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遣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同时，唐太宗也对清廉官员和清正之举大加褒奖弘扬。

——摘编自吴毅《唐朝贞观年间防治贪腐的政策举措释析》

材料   “师范学堂课程，分为九科：经学、文学、教育学、史学、地学、算学、格致学、农学、体操，学制为三年。小学堂学制为四年，课程设置为经学、文学、史学、地学、算学、格致学、农学、体操。”袁世凯在直隶各属中学堂还拟定了暂行章程，中学堂课程有中、西学两项。中学课程四科：经学、文学、史学、政治学。西学课程七科：英文、算学、地学、外国史、格致学、外国浅近政治学和体操。对普及教育中出现的问题“派查学员以纠其失”；在所辖州县划分学区，宣讲国民教育，“立劝学所以作其气”；在乡村及偏僻之地“立宣讲所、闻报所以破其蒙”；并积极要求制定癸卯学制所缺的女学章程。袁世凯不仅选送候补官员前往日本游历，而且饬令各属公派品端学粹士绅赴日本考察学务，规定前者在日本时间为3个月，期满回国，须交上日记，以观心得；后者考察期为4个月，除参观考察外，还要选修有关教育课程，这些官绅回国后基本上被安排在教育领域任职。

——摘编自牛秋实《袁世凯与近代教育改革》

材料   二战以后，英国工党政府掀起大规模的国有化运动。这些国有企业在制度上没有利润目标，经营责任不明确，再加上政府对国有企业经营的行政干预过多等，导致了国有企业经济效率十分低下。这直接导致工党推行的国有化政策逐步失去了公众的支持。1979年，保中党在大选中获胜，开始了大规模的非国有化运动。国有企业向社会转让股权后，政府不再以所有者身份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为了防止出现垄断经营带来的低效率，英国政府除了宏观调控以外，还保留了对垄断性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进行社会性管理的权利，设置“垄断与兼并委员会”对拥有垄断地位的大公司进行管理和控制。同时，对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企业还设置了“特别股”，使政府对该企业的某些重大决策拥有特别否决权。同时，为了打破垄断、引入竞争，电信业从1983年开始先实行“两家垄断政策”改革，1991年开始又允许其他新公司竞争。英国经济在90年代走出滞胀的困境，进入了良性经济增长期，政府的财政状况根本好转。

——摘编自沈晓梅《英国国有企业民营化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启示》

材料 武学初置于仁宗庆历年间，但随即招来众多非议。在重文轻武的风气下，官僚士大夫认为没有必要单独设立武学，让读书人讲习武事。建学以后，报考者也寥寥无几。因此创置仅三个月，即遭废罢。宋神宗熙宁五年，复置武学。学生以一百人为额，选文武官知兵者为教授，并在武学中推行三舍考选法。武学生在校学习诸家兵法（元丰中，颁行《孙子》《吴子》《六韬》《三略》《尉缭子》《司马法》和《李卫公问对》，作为武学教材，合称“武经七书”），同时由教授官讲授历代用兵成败事迹，并接受忠义气节方面的教育。此外，还要学习阵法、武艺。武学之设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尚属首次，在当时虽未能完全达到培养和造就大批军事人才的目的，但其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摘编自卜宪群《中国通史》

材料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国家政策，以不同方式，先后接管中华邮政和外国企业在中国的邮电设施。各地政府对中华邮政的原有职工实行“原职、原薪、原组织”的原则，进行接管，同时收回英国在西藏地区所设邮局。1950年3月，经政务院批准，把报纸的发行，包括订销、分发、运输、投送交由邮局。1950年7月，政务院决定对邮政和电信企业实行中央集中统一的领导体制，至1952年12月，各级邮政所把邮政和电信机构合并，实现了“邮电合一”。1953年10月，邮政部决定对那些由私人承办的邮政代办机构实行有计划、有步骤的整顿，以依靠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的力量作为过渡时期农村代办所的方向，城市中的代办所，在一定时期内尽量收回自办。

——摘编自叶美兰《中国邮政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