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清朝入关后，在沿用明制的基础上，对官缺制的具体内容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划分后，还通过开科取士和“博学鸿词科”，以及增设通政使司、大理寺、鸿胪寺、国子监和钦天监等部门来吸纳汉族官员。此外，清朝还特设理藩院，分全国为18个行省，每省设巡抚一人，其中直隶、四川设总督而无巡抚，二省或三省设总督一人，而山东、河南、山西三省专设巡抚。清朝初期，在东北地区分设三将军等官，管辖八旗人丁和少数民族。顺治十五年（1658年）设立奉天府为管辖东北汉人的最高民政机构。为了维护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统治者们设置了一系列的国家机构，创造性地划分中央和地方的权力配置，并制定符合自己需要的军队体系，使整个国家各个机构能够有条不紊地运转。

——摘编自盛晴《清朝入关前后军政体系改革的研究》

材料   南宋的政局需要不断的扩充军事力量，鉴于当时养兵费用浩繁，宋孝宗（1162—1189年在位）大胆改革军事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义兵制。“籍民家三丁取一，以为义兵，授之弓弩，教以战阵，农隙之时，聚而教之”。义兵制的实质在于寓兵于农。义兵既不脱离生产，又不荒废教阅，既壮大了军事力量，又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采取义兵制也是迫于当时国家的需要，一方面军事力量不足，难以抵御外侵，一方面国内经济尚需发展，民不富裕，财政压力大，因而只能采取此种能稍稍两全之策。像选拔文官一样，宋孝宗重视军事人才的选拔，要求各地荐举将领不受等级和数量的限制。

——摘编自王世东《宋孝宗赵奋的为政治举措》

材料   清初地方实行督抚制，地方层级多，机构重叠。鸦片战争后，地方职能不断扩大，局、所林立，管理混乱。1906年，清政府在参酌各国制度的基础上，推出了地方官制改革大纲，遭到大多地方督抚反对。宪政编查馆于1907年推出了折衷的地方官制改革方案《各直省官制通则》：“各省督抚依旧总理地方军政，督抚衙门设置幕职佐理文牍，分科治事；省以下，为府（直隶州）州（县），裁撤分守分巡各道，设立议事会和董事会等自治机构；分级设立高等审判厅、地方审判厅、初级审判厅，实行司法独立。”方案颁布后，清廷在东北三省试点，要求其余各省“十五年内一律通行”。民国成立后，部分制度仍有沿用。

——摘编自费秋香《论清末新政的地方官制改革》

材料   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元世祖忽必烈任用卢世荣施行理财改革。卢世荣主张“官自酤卖”，由官府垄断酒的买卖；他还主张国家收回权贵经营的冶铁业，改为官营。次年，他又奏请海外贸易由官方操纵，实行“官本商办”制度，由官府选择海商作为其代理人操持具体事宜，海外贸易利润按七三开分成。后来，他还建议由国家出台优惠政策，扶持发展畜牧业，政府提供本金，选择部分蒙古牧民自主经营，官民八二分取利润。卢世荣力主重新设立常平仓，在商品供过于求低价时收购商品，待到市场供不应求时，再高价抛售商品。此外，他还利用课税的方法，调节供求，并严厉打击商家的不法投机行为。卢世荣理财改革时间不长，但其对权势豪商所享有的特权予以限制和裁减，使得以成为元代历史上的一代能臣。

——摘编自吴晶晶、王福革《元代卢世荣理财改革研究》

材料   1985～1994年，科技体制改革进入调整和创新阶段。国家先后出台了《专利法》《技术合同法》等一系列保护知识产权和激励技术交易的法规。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科学技术进步法》，其中规定了科技事业的基本方针，并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要求科学技术经费的投入占比，建立高新区并实行优惠政策、发展技术市场，这从根本上明确了科研机构与科研人员的权利与义务，为中国科技法制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科技管理机制的改革释放了全国各类科研院所的科研动力，科技拨款制度的改革刺激了科技创造的源动力，科技人员管理改革激发了研发主体的创造力。此外，科技服务业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并在全国扩张，为我国经济建设提供了新思路、新方向。

——摘编自姜江《新中国成立70年科技服务业与体制改革》

材料   传统科举以明经科为主，形式单一、内容死板，无法验证真才实学，与关陇集团颇有渊源。为压制关陇，武则天逐渐降低对明经的重视，增加进士科的考试门类和难度，供非贵族子弟参与，为贫寒子弟入仕提供了制度保障；考试内容涉及儒学，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改革后，进士科地位提升，世人观念改变，激发了寒门学子政治热情。为了扶植自身力量、笼络人才，武则天开创了殿试；殿试由皇帝亲自出题，以笔试为主，笔试后进行策问，考生在殿堂直接与皇帝交流，发表政见，提高了社会对科举关注。武则天时期，面临突厥、吐蕃威胁，开创武举，以满足国家军事需求；武举涉及枪、射、骑等实战技能，延续近1200年。

——摘编自《关于武则天时期科举制度的改革研究》

7 . 材料   1883年，日本文部省公布了《农学校通则》，第二年又制定了《商业学校通则》。以此为起点，日本开始大力发展近代职业教育。明治初年，文部省明确指出：尽管我国文明确有进步，然而这种科学知识与技能尚未渗透到普通民众中间，教育与劳动显然分开，农业及工业等各种事业大部分仍因袭陈规陋习；今天国家欲充实未来的实力，必须努力向民众子弟施以科学技术和实业一致并适当结合的教育。因此，当时日本的大、中、小学都贯彻技术教育的方针。一方面，在课程设置上，小学开设了手工科，中学开设了实业科目；另一方面，在各级教育上，专设了实业学校，如初等教育开办实业补习学校、乙种实业学校等，中等教育开办实业中学、甲种实业学校等，高等教育则开办专科实业学校。

——摘自肖兴安、熊家国《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教育改革及其启示》

材料 对某些商品实行专卖以获得财政收入的做法，在我国由来已久。最早实行专卖制度的是齐国的管仲，开创了禁榷法的历史。此后，禁榷法几乎被历代的封建统治者所采用。历经五代十国的战乱而建立起来的大宋王朝，出于增加财政收入和国防战略的双重目的，沿袭了唐代以来的茶叶专卖制度，并在其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和完善。宋初的榷茶法为官购商销的交引法，政府置吏管理生产茶叶的园户，通过对园户茶叶的全部垄断收购来实现茶叶的专卖。北宋的榷茶法以频繁变动著称，这主要是针对东南茶而言的。除此之外，宋初对东南茶实行禁榷，而川茶和广南茶则任行通商，禁其出境。北宋榷茶法变革的特点体现了统治者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灵活的茶叶专卖政策，并对以后历代的茶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李恩宗《论宋代榷茶法的变革》

材料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前，我国逐步形成了以国家、地方体委为主导的体育管理体制。改革开放后，国家体委成立了训练竞赛六司，开始优先发展竞技体育，通过加大竞技体育财政投入等方式，推动我国竞技体育水平迅速提高。1986年是我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元年，国家体委颁布了《关于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草案的总方针是“推动体育社会化、科学化，促进体育事业的全面发展”。由于此次改革存在不完整与不健全性，国家体委于1993年制定《国家体委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该《意见》明确要求体育体制应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并首次提出要将政府与社会力量相结合，推进政府部门简政放权，政事分开、管办分离。在北京奥运会后我国又进行了新一轮的体育改革，重点围绕政府、协会、竞赛等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其效益正逐渐对全民健康产生影响。

——摘编自穆文浩《我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回溯与构想》

材料   先是，桑弘羊为治粟都尉（管粮食），领大农（管农林事务），尽管天下盐铁。弘羊作平准之法（平抑物价条例），令远方各以其物如异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在不同时期向不同地区转贩不同商品的做法，相互转输）。置平准于京师，都（管理）受天下委输（流通事务）。大农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欲使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而万物不得腾踊。至是，天子巡狩郡县，所过赏赐，用帛百馀万匹，线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弘羊又请令吏得入粟补官及罪人赎罪（捐粮升迁、赎罪）。山东漕粟（漕运的粮食）益岁六百万石，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馀谷，诸物均输，帛五百万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于是弘羊赐爵左庶长，黄金再百斤焉。

是时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皇帝的供养只能靠财税），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

——摘编自《资治通鉴第二十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