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中国古代社会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以农业为根本的农耕社会，粮食对于每个王朝来说至关重要。为了救济灾荒的需要，清朝也效仿前朝建立义仓。清朝义仓从康熙年间开始设立，具体做法是在每个市镇设立义仓，义仓一般由当地有声望的乡绅负责管理，每年春天将粮食及种子借贷给农民，秋季再收回，并收取一成的利息。乾隆时期，义仓的制度进一步完善，主要措施有：地方官吏加强对义仓的检查，在灾荒发生时期的借贷不收取利息，详细登记借贷者的姓名和借贷情况，义仓的负责人每三年更换一次，每年春季只允许借贷出一半的储存等等。各省则各自实施一些制度鼓励民间向义仓捐献粮食。大量义仓的设立为保障粮食的正常种植和平稳供应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义仓的设立仅能提供暂时的救济，并没有解决农村日益严峻的土地紧张问题，人口的不断增长使得大量的无地农民被迫沦为佃户或游民。

——《为了救济灾荒：清朝也效仿前朝建立了义仓》

材料1771年，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顺应民意，率领部众17万人踏上东归祖国的旅途。土尔扈特部的归来受到清朝政府的热情欢迎。1771年6月，清政府官员在伊犁河畔会见了渥巴锡。清政府及时赈济土尔扈特部，又划定牧地，对他们进行安置。同年9月，乾隆皇帝于承德避暑山庄召见渥巴锡，封他为卓哩克图汗，意为“英勇汗”。为了方便统治和管理，乾隆皇帝将土尔扈特分为新、旧两部——旧土尔扈特由渥巴锡统领，分东西南北四路，共十旗；新土尔扈特由另一首领舍楞统领，分二旗。乾隆皇帝还亲自撰写了《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块碑文以记此事。这两块碑文今天依然保存在河北承德避暑山庄的普陀宗乘庙内。

——摘编自王磊《土尔扈特部东归：谱写爱国主义光辉篇章》

材料   清末众多金融机构滥发纸币，严重扰乱金融市场。1906年初，户部银行成立不久，户部强调各地不能妨碍中央银行特权。清政府试图取缔官商行号所发钞票，然而发行机关大多阳奉阴违。1910年5月，度支部奏定《兑换纸币则例》，对大清银行纸币的种类、发行准备、发行数额、发行管理及发行税等做了具体规定。1911年，新的大清银行纸币开始印制。除纸币之外，清廷还统一银元的生产发行。

清政府多次颁令裁并地方造币厂局，并于1905年在天津建立了全国统一的银钱总厂，作为户部的造币总厂。1909年，度支部奏设币制调查局，并派大清银行监督为币制顾问。1910年，清政府公布《币制则例》，规定各省大小银元、铜元一律停铸，新的国币银元专归造币总厂铸造。辛亥革命爆发后，币制改革基本停止。

——摘编自石涛《大清银行的货币发行与清末币制改革》

材料   唐初，设陇西牧监和关中八马坊两大牧区各辖48监。高宗年间马政废弛，官马潜耗大半。玄宗以太仆卿王毛仲为内外闲厩使，整顿马政，国营畜牧业重新发展起来。国营牧场的劳动者称“长户”，是父死子继的职业牧人。他们种植牧草饲料，为官府养殖牧畜，也通过租佃制从事农业生产，向政府缴纳课税，其身份是低于均田户的杂户。天宝十三年（754年），仅陇右牧监所养马羊驼就达605600只，其中马占325700只。玄宗朝还奖励和保护民间养马，“王侯将相外戚牛驼羊马之牧布诸道，百倍与县官”，一般百姓也纷纷养马，因此当时招募入伍的“步军皆有私马”。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上）

材料 武学初置于仁宗庆历年间，但随即招来众多非议。在重文轻武的风气下，官僚士大夫认为没有必要单独设立武学，让读书人讲习武事。建学以后，报考者也寥寥无几。因此创置仅三个月，即遭废罢。宋神宗熙宁五年，复置武学。学生以一百人为额，选文武官知兵者为教授，并在武学中推行三舍考选法。武学生在校学习诸家兵法（元丰中，颁行《孙子》《吴子》《六韬》《三略》《尉缭子》《司马法》和《李卫公问对》，作为武学教材，合称“武经七书”），同时由教授官讲授历代用兵成败事迹，并接受忠义气节方面的教育。此外，还要学习阵法、武艺。武学之设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尚属首次，在当时虽未能完全达到培养和造就大批军事人才的目的，但其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摘编自卜宪群《中国通史》

材料   纵观我国长达几十年的户籍制度改革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一是从1978年到1984年，户籍制度对人口流动迁移的限制由严格控制开始转向适度放松。以1984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为标志，严格的户籍政策开始出现松动。二是从1985年到1999年，户籍制度改革进入暂住证时代。1985年，公安部出台《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实行暂住证制度。三是从2000年到2013年，以服务为导向的户籍制度改革全面铺开。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并予以农业人口的市民化政策财政支撑。四是从2014年至今，户籍制度改革进入居住证时代，改革向纵深扩展。2015年国务院出台了《居住证暂行条例》，在全国开始逐步建立起了以居住证为载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户籍制度改革实现了新的突破和依托。

——摘编自李丹阳、汪勇《新中国70年来户籍制度改革的演变历程、逻辑与趋向》

材料 西藏地方行政体制是中央在藏权威的制度保障。晚清以降，以驻藏大臣为首的驻藏系统官员贪腐无能，特别是英国第二次侵藏中驻藏大臣有泰的"颛预误国"，导致以十三世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地方与驻藏大臣关系恶化，进而对清政府强烈不满的严重后果。加之政教合一制使西藏地方政教上层对清朝在藏施政形成了越来越大的抗阻力。张荫棠结合清末新政时期的行政制度改革，逐步提出了西藏地方行政体制的改革方案。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是裁撤驻藏大臣与驻藏帮办大臣，改设西藏行部大臣；行部大臣署内完全围绕经济改革对政府职能的需求新设了诸多职能部门，其他地方各级职能机构也按照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赋予了新的职能。行部大臣制度的相关新设职官向西藏地方政府的延伸，实际是对西藏地方政府的逐步改革，在当时中央在藏权威不足以直接改革西藏地方政府的情势下，不得不说这是改革的一种策略。然而，张荫棠的行政体制改革方案在实施上困难重重，随着他的离藏.其改革也不了了之。

——摘编自陈鹏辉《清末张荫棠藏事改革研究》

材料   传统科举以明经科为主，形式单一、内容死板，无法验证真才实学，与关陇集团颇有渊源。为压制关陇，武则天逐渐降低对明经的重视，增加进士科的考试门类和难度，供非贵族子弟参与，为贫寒子弟入仕提供了制度保障；考试内容涉及儒学，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改革后，进士科地位提升，世人观念改变，激发了寒门学子政治热情。为了扶植自身力量、笼络人才，武则天开创了殿试；殿试由皇帝亲自出题，以笔试为主，笔试后进行策问，考生在殿堂直接与皇帝交流，发表政见，提高了社会对科举关注。武则天时期，面临突厥、吐蕃威胁，开创武举，以满足国家军事需求；武举涉及枪、射、骑等实战技能，延续近1200年。

——摘编自《关于武则天时期科举制度的改革研究》

材料   甲午战争以后，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出了较为详尽的改革意见。他主张考试分三场进行，第一场考中学经济，内容包括中国史事、本朝政治论等；第二场考西学经济，内容包括各国地理、官制、学校、财赋、兵制、商务及格致制造、声、光、化、电等；第三场考四书文两篇，五经文一篇。并规定每场的录取名额，第一场允许参试的人数为拟录取人数的十倍；第二场，允许参试的人数为拟录取人数的三倍；第三场时名额没有具体限制，凡中试者均录取，不取者罢归，第一场考试合格者方准参加第二场考试，第二场考试合格者方准参加第三场考试。张之洞认为这样做可以“先博后约，随场去取”，即首场先取博学，二场于博学中求通才，三场于通才中求纯正。张之洞还主张凡京官考试，诗赋、小楷与时文应一并扫除。其后不久，张之洞改革科举内容方案，得到清政府的首肯并命礼部详议条目，立即通行各省。

——摘编自黄新宪《张之洞与晚清科举考试制度的改革及废止》

10 . 材料1927年，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作出决议，全国各县一律实行县长制，县政府和县长分别代替县公署和县知事。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县组织法》。1929年，国民政府重新修订《县组织法》，强调：“吾人今后必须矫正从前重省轻县之传统观念，而易以总理重县轻省之新观念。总理于民权主义与建国大纲中，汇精聚神，唯在直接民权对于县自治之实际行使。由此可知，县自治者，实三民主义之基本知识。”被任命为县长之官员，应先试署一年，考核成绩优良者予以实授，以三年为一任，期满成绩优良者可以连任或升迁。但在实施过程中，如1930～1934年的福建更动县长289人，最短的任期只有4天。规定考试应成为县长任用的主要途径，但据1932年内政部统计，各省通过考试取得县长职位的比例最高的是安徽，但也仅有17.6％。蒋介石也承认：“县为执行一切政令之中坚，其重要如此，而行政经费之微薄又如彼，实无从充实组织，延揽人才。”事实上，无论是地方自治的推行，抑或省、县行政结构的建立，国民政府只能在无情的现实面前屡屡碰壁。

——摘编自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史》（第七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