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汉武帝初年，随着经济发展，一大批大工商业主崛起，实力雄厚。汉武帝对这些巨商非常反感，认为商人都是些见利忘义之徒，不愿与国家共克时艰。多年对匈奴的征战消耗巨大，国库早已空虚，汉武帝最终在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颁布了告缗令。

所谓告缗，是指鼓励民众举报商人的偷税漏税行为。告缗令规定，凡瞒报收入的商人一经查实即查抄全部财产，其中一半归入国库，一半奖励举报有功者。一时间告发商人成为社会风潮，甚至成为普通百姓的一条生财之道。经过近10年的告缗，全国富商大部分已被消灭。

《汉书·食货志》称朝廷通过告缗“得民财务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但民间商业在如此残酷的打击下被摧毁殆尽，市场凋零。告缗制度由一开始针对富商，很快扩大到几乎全部的商人阶层和有产者，最终导致稍有积蓄的家庭都被波及。社会上告密、诬陷成风，诚信沦丧。告缗令成为酿成汉武帝末年巨大社会危机的诱因之一。

——摘编自张宏杰《简读中国史》

材料   1547年伊凡四世执政时，国家权力分散，阶级矛盾尖锐。他在“重臣拉达”辅助下，颁布新法典，强化司法机关，吸收城市居民参加审判，规定中小贵族受国家法律保护，但没有限制波雅尔（封建大贵族）土地所有制。中央设立衙门制度，衙门虽然由波雅尔担任，实际掌权人由军事服役人员遴选，逐渐形成宫廷服役人员集团。地方机构改革主要推行地方自治，废除食邑制度，从各地封建贵族、商人、手工业者和国有农民中选举的“地方司法税务官”，对中央政府负责。随着改革的深入，波雅尔分裂势力达到与中夫分庭抗礼的地步，“重臣拉达”权力也日益加强。伊凡四世解散了“重臣拉达”，全国实行“特辖制”，对波雅尔实行恐怖统治。伊凡四世也因其雷厉手段被称为“伊凡雷

——摘编自何红《俄国伊凡四世改革研究》

材料   763年，唐代宗升任刘晏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安史之乱后物价飞涨、财政极度困难，刘晏“以养民为先”发展生产，开源节流。为提高运粮效率，改革漕运，改直运法为段运法，降低了运费。削减盐务机构，调整食盐专卖制度，国家掌握统购、批发环节来控制盐政，在各地设常平盐仓，盐价下跌，万民称颂，税收也激增。他改革财政体制，建立经济情报网。在诸道选勤廉干练的士人管理诸巡院，让其随时上报当地物价的涨落等。推行常平法，用“丰则贵取，饥则贱与”的办法，防止谷贱伤农、水旱民散，他还在各州县储粮三百万石，以作备荒之用。这样既救了灾，又不损国用，还刺激了生产。刘晏真正做到了“敛不及民而用度足”，使唐朝经济迅速恢复。780年，刘晏因杨炎所陷被害，抄家财物唯书两车粮食几斛。

——摘编自《中唐刘晏经济改革》

材料   宋政府视房地产业为治政要务，不断进行改革。宋初设立名为“店宅务”全面负责官营房地产的计值出租、房屋修建维修并兼顾经济民生等事务。史载：店宅务“掌官屋、邸店计直、出僦及修造、缮完”；并且规定，凡田宅交易都要缴纳契税，时称“印契钱”；针对房屋需求的急剧增长，真宗大中祥符年间，两次“申禁内外群臣市官田宅”，“现任京朝官除所居外，无得于京师购置产业”；仁宗时也重申“现任近臣除所居外，无得于京师置屋”，并规定“开封府民有赁店宅务客店者，与免诸般差遣”。熙宁三年下诏：“寺丞月添支钱十五千，主簿京朝官十二千，选人十千，无廨舍者月给宅钱五千”。宋政府对城市扩建也有要求，神宗元丰六年，开封外城扩建，新修城墙占用“百姓屋地百三十家，计直二万二千六百缗”，平均每户补偿一百七十余贯。

——摘编自胡建华《宋代城市住房政策研究》等

材料   蔡元培1917年开始在北大实行改革，他的改革对五四运动来说有着与《新青年》的创办同等重要的意义。北大源自康梁创办的“强学会"，直到1898年5月才以“京师大学堂”之名成立，所有学生均从上等官员或已通过科举考试的人中录取。学生把大学看作是官场晋爵的跳板，而不是做学问的场所，对于大半由官僚而变成的教授，评论的标准不是教学和学问，而是官阶。蔡在1917年1月的就职演讲中指出，学生来到大学的目的是寻求学问而不是为了发财或做官。他宣布治校的三点方针。第一，学校是学术机构，研究并不仅仅意味着引入西方文明，也包括创造出一种新的文明，不仅是保存“国粹”，而且要以科学的方法加以研究。第二，学生不应把大学视为旧的科举制度的替代，也不应忽视自身专业之外的课程。第三，大学应维护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在此基础上，学校招聘了观点不同的教授，整个学校基本上是由教授而不是行政人员或官员管理。

——据周策纵著《五四运动一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

材料一在斯大林时期，苏联的农业长期徘徊不前。农业的长期落后不仅阻碍了苏联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影响了工农联盟的巩圆和政局的稳定，1953年赫鲁晓夫上台后，大规模建立国营农场，扩大农业经营规模，以保证国家和居民对农产品的日益增长的需要。赫鲁晓夫在缩小农业部的职能范围，将组织生产活动的管理权下放给各加盟共和国和地方的同时，还改革农产品采购制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放宽对个人副业的限制，加强对集体农庄和庄员以及职工的经济刺激和物质鼓励。赫鲁晓夫的不少改革措施，推动了苏联农业的发展，并在以后的经济改革中一直被其后继者保留和沿用。

——摘编自金泉源《赫鲁晓夫的农业体制改革》

材料二20世纪40年代末，南斯拉夫政府多采取行政命令管理农民，但这些命令大多超越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致使农业合作化运动未能取得预期效果。1953年，南共中央颁布决议，规定农民“可以完全自愿地加入和退出合作社”，“在合作社形式上予以更多的灵活性和更多的自由”，允许土地的自由买卖。农村中的合作内容非常丰富，主要是在社会所有制经济组织与

个体农民之间进行的。既有社会所有制经济组织与个体农民之间的低水平合作，如经济组织向农民提供良种、化肥、农药、技术指导等，而农民按合同向经济组织出售农畜产品；也有高水平的合作，表现为社会所有制经济组织与个体农民进行的某种产品的生产或某项经济活动方面的合作。这种具有自己特色的体制，尽管对某些消极因素未能及时纠正，但确实推动了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

——摘编自李仁峰《南斯拉夫农业的发展和面临的问题》

材料 《马关条约》震动了清廷朝野上下，励心变法、图强保国的呼声高涨。“自中东罢役以来，中外诸臣竟言自强之术”，均以为“目下欲图自强，自以修明武备为第一要义”。这一时期，张之洞目睹湘、淮旧勇积弱无能，亦不断奏述：要抵御外侮，必须编练一支近代化军队。

1895年，自强军在江宁（南京）建立，由张之洞聘请德国将弁35人帮助教练。自强军所招士兵必须“年在16岁以上，20岁以下，体力精壮，向不为非者”。自强军比较全面地仿效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建制，改变了清朝军队单一化的落后现象。张之洞认为若仍以华官管带，新军积弊便会如故。因此，自强军营哨官“均以洋将洋弁为之”，华官只能为副。武器装备大多需靠外债购自西方列强。

甲午战后，由于清政府财政困难，更由于整个封建生产关系没有改变，自强军的试验只能归于失败。

——摘编自王贤知《自强军编练述略》

材料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1月，国家颁布了《关于统一全国税收的决定》，初步建立了我国的税收体系，搭建了现代税收体制的早期框架，并在随后几年不断简化税制。改革开放后，我国步入税制改革的快速发展期。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重塑了收入分配格局。1984年，国家施行“以税代利”，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1994年，国家实施分税制改革，此后，我国实现了税制的城乡统一、内外统一。为了有效吸引外资，2008年，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统一了内外资企业制度，不仅营造了更为公平的竞争环境，也为我国与国际税收接轨作出了重大贡献。2016年，国家颁布《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等文件，推进“营改增”，迈出了走向现代税收制度改革的重要一步。

——摘编自许安拓《中国税制现代化发展逻辑与“十四五”改革取向》

材料   据《隋书·食货志》记载，隋朝均田令规定：农民、奴婢、耕牛的授田皆以北齐制度，即一夫受露天80亩，妇人40亩；丁男另有桑田或麻田20亩，是为永业田；奴婢按良人办；丁牛一头受田60亩，限4头。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政府还大力鼓励百姓垦荒，并大量修复、改造水利工程。如蒲州刺史杨尚希颇有惠政，督导人民“引瀵水，立堤防，开稻田数千顷，民赖其利”；寿州总管长史赵轨“劝课农桑，更开三十六水门，灌田五千顷，人赖其利”。隋朝政府相继在卫州（今河南汲县）设黎阳仓，洛州设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等。隋朝大业年间，又修建含嘉仓。据考古发掘，含嘉仓已经探出粮窖259个，其中大窖储粮一万数千石，小窖储粮数千石。直到唐王朝取代隋朝二十余年之后，隋朝库存粮食依然尚未用尽。隋朝一系列粮食安全举措，为开皇盛世的到来提供了条件，为隋炀帝的军事远征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摘编自刘长林《浅论隋朝应对粮食安全采取的举措》

材料   安史之乱后，由于运河受战争破坏，关中地区发生粮荒。刘晏发展了开元时期的分段运输法，实行“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并在各河段之间设仓转储。刘晏还注意运河沿岸的水源保护和运河的流浚以使河槽不涸。又设厂制造专用船只，改进船纤材料，专门设计了“上门填阙船”，应对水流湍急的河段。为了组织一支高水平的运输船队，他以盐税雇船工，专司行船，减少了沿岸的力役证发，并分段由军队押送。至此，“岁转粟百十万石，无升斗溺者”，基本上缓解了关中粮食供应紧张的情形。

——摘自纪宝成《中国古代治国要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