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几千年来，封建婚姻制度以夫权为中心，要求妇女恪守“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把妇女压迫在社会最底层，并剥夺男女婚姻自由。中国共产党自创建之初，就把领导全国妇女翻身解放、当家作主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中央苏区时期，根据现实需要，各级苏维埃政府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从婚姻原则、婚姻缔结与解除的条件及程序、财产和子女问题、特殊群体的婚姻问题等方面对民众婚姻进行规范。规定男女平均分配土地，同工同酬，享受同样的劳动保护。《婚姻条例》还特别规定，禁止招收女工从事特别繁重或危险的工作，并对妇女的产期、哺乳期等予以特殊照顾。获得解放的苏区妇女真正成为了红色政权的“半边天”。

——摘编自庄秋菊《中央苏区婚姻政策的历史考察》

材料   1611年，17岁的古斯塔夫二世承继了瑞典王位。1614年，他率军进攻俄国，占领芬兰湾沿岸地区，切断俄国波罗的海出海口。战后，他以年轻人少有的决心和意志，积极推行军事改革：实行义务兵役制，组建训练有素的常备军；压缩部队编制，把步兵团从2000—3060人减至1300—1400人；改进武器装备，部队装备先进的轻型铁炮和火枪，并建立团属炮兵；改组每一个兵种，并实行新的战术；改行新的军需供给制……他的军事改革可以说是包罗万象的，创立了一个近代战争的新纪元。改革成果很快在战争中得到检查。1619年，他从丹麦收回埃尔夫斯堡。1621年—1629年的对波兰进行战争，瑞典夺取利夫兰省和普鲁士大部分港口。

材料   五代十国时期，社会动荡、田地荒芜、水利失修、百姓流离失所。后周世宗柴荣即位后，针砭时弊，以“民本”思想为主导，大刀阔斧进行改革。澄清吏治，严明赏罚，惩治贪赃，考制度、修《通礼》、定《正乐》、议《刑统》，其制作之法皆可施于后世。显德二年（955年）五月，世宗下令“毁佛”，停废敕额（朝廷给予寺名）以外的寺院3万余所，敕额以外僧尼一律还为编户，禁私度僧尼。鼓励逃户回乡定居，安抚流民，招民垦殖逃户田。显德五年（958年），颁布《均田图》，派遣官员赶往各地“以据田亩，均定税赋”。954年周世宗命李谷到澶、郓、齐等州按视堤防，发丁夫六万人修理了三十天。再派吴延祚去修理黄河河堤，减轻了黄河水灾，使流民生活初步安定。采纳张永德建议，杀樊爱能、何徽及将校七十余人。同时大赏有功将士数十人，检阅禁军，留用精锐老弱，又招募天下壮士到京城，令赵匡胤考较武艺，挑选优异者组成特别精锐的军队称为殿前诸班。周世宗还修订历法，考正雅乐，广搜遗书，雕印古籍。

       ——摘编自欧阳修《新五代史》等

材料 霍光的重要历史功绩是废去昌邑王，确定（汉）宣帝继位。这是保证西汉社会继续发展的一项重要决策。宣帝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霍光卒。宣帝始亲政事，“励精为治”，号为“中兴”君王。

汉宣帝时期是西汉盛世的继续，实行武帝末年以来罢兵力农、“思富养民”的政策。宣帝于本始元年至神爵四年（公元前73~前58年），曾七次下诏征召人才。又先后诏令安置流民、减免田赋、减低盐价和赈济灾民，还一再派遣使者或丞相、御史的属官，到各地查处执法不公、擅兴徭赋、出入人罪的不法官吏，考查地方官治绩。被称为“抠机周密，品式备具，上下相赞”。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   唐玄宗即位之初，在姚崇、宋景等贤相的辅佐下，针对当时的弊政，励精图治，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政治上：在每年的十月，派按察使到各地巡查民情，纠举违法官吏，严惩不贷。将唐初的地方十道，改成比较固定的行政机构，为了加强对边境的控制，先后在边境地区设置了节度使，节度使的设置是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的重大措施。宗教上：为了稳定统治，玄宗下令淘汰僧尼，勒令两成僧尼还俗。玄宗还下令禁建新寺、禁铸佛像和抄写佛经等。税制上：封户的租庸调由政府统一征用，封家在京城或者州治领取，不得向封户强索或放高利贷，减轻了封户的负担。军事上：改寓兵于农的府兵制为雇佣兵制等。

——摘编自徐达为《论唐玄宗的改革》

材料   1232年，大军围困汴京，首将速不台意欲屠城，楚材飞马面见（元）太宗：“将士暴露凡数十年，所争者地土人民耳，得地无民，将焉用之？”太宗疑而未决，楚材再三求，汴梁城一面四十七万户人民，终获活命，禁止屠城遂成定例，《新元史》云：“卒使中原百姓不至践刈于戎狄，皆夫人之力也。”窝阔台（元太宗）任楚材为相，以儒术治国，宠臣质问：“本朝尚式，而明公欲以文进，不已左乎？”楚材说：“且治弓尚须弓匠，岂治天下不用治天下匠耶？”耶律楚材“定税赋，立造作，榷宣课，分郡县，籍户口，理狱讼，别军民，设科举，推恩肆赦”，每陈国家利病生民休戚，辞气恳切，孜孜不已。

——摘培自李志军《耶律楚材：超越了种族和国界的人》

材料一   清末十年间，为了化解统治危机，最高统治集团与地方督抚联合推行“新政”的重要举措之一是初行地方自治。1909年，除新疆缓办外，全国21个行省的代议机构一谘议局全部成立，县级代议机构一议事会也陆续成立，1910年，中央代议机构一资政院成立，这些机构具有中央、省、县三级议会代行机构的职能，在皇权官权之外另立一个政治重心。1909年清政府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规定："自治者，与官治相对待而言，无官治，则无所谓自治，自治之事源于国权，国权所许，而自治之基乃立。由是而自治规约，不得抵牾国家之法律，由是而自治事宜，不得违抗官府之监督，故自治者，乃与官治并行不悖之事，绝非离官治而孤行不顾之词。”“万事非财不举，地方自治既不能动用国家正款，则于旧有公款公产而外，不能不别开筹措之途。然若漫无限制，则浮征滋费，势所难免，而甚者会敛逾等，或至与国税相妨，则尤与自治宗旨相反。”

——摘编自《中华文明史》第四卷

材料二   对于清廷的改革，1906年《东方杂志》发表如下看法：“假文明之面目而增其附和之程度”。“则数年以内形式毕具而腐败危险将视昔而甚。"1907年，《中国新报》刊发《国会与地方自治》一文指出：“欲普及地方自治，须速谋开设国会"，忽视国会，“亟亟地方自治，不惟足以阻谋开国会者之气，而又将有危乎吾国家者在也。”革命党人认为：“苟只为设一自治局所，何则有利于人民耶？”“筹办宪政，就朝廷一方面而言之，则挽救危亡之局在是，图收富强之效亦在是。就人民一方而言之，则恢复国有之权利在是，造就国民资格亦在是。”

材料 当改革即将步入第六个年头之际，在地方督抚一再请求催促下，恭亲王奕䜣于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上折，正式请求在京师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一个月后，恭亲王再次上书。煞费苦心地预估朝野可能出现的三种反对意见，逐一加以辩驳。然而，此折一出，引发了轩然大波。监察御史张盛藻首先发难，极力反对选拔正途人士学习天文算学，但毕竟张盛藻人微言轻，便快被朝廷断然否决；年月后，倭仁也上书坚决反对，并得到同僚的声援。几番角逐，倭仁终以丢失要职的代价从漩涡中解脱出来，这样的结局，实际上是两宫平衡双方政治势力的考量。然而天文算学馆第一次招生时，“正途投考者寥寥”，出于无奈，只好将正杂各项人员一律收考。总计报考者才98名，至考试当天又有26人缺考，最后仅从72名考生中勉强录取30人。开馆半年后，天文算学馆通过例考淘汰了20名“学经半年竟无功效之学生”。最后仅剩可怜的十人，所谓的天文算学馆已是徒有其表，名存实亡。

——摘编自包头目报《洋务运动——一场被派系之争打乱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