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在社会压力与总统的督促下，美国政府相继出台了以保障退伍军人就业权利的就业政策。签署于1944年的士兵权利法案，是迄今为止规范退伍军人福利最为重要的法案。1944年的退伍军人优待法延续了”1919年优待法“的制度性与政策性照顾以及对退伍军人在文官录用中的无限制优待政策。1945年签署的士兵权利法修正案放宽了退伍兵享受四年教育福利的资格限制，将每年的学费补贴提高到500美元以上。据统计，到1950年完成高等教育的有228.1万人、完成中等教育的有645．3万人、完成初等教育的有2103.3万人。1948年选征兵役制法规定职业复原，如果退伍军人不能胜任原职，要求提供其能胜任的与原职联系密切的类似工作。美国退伍军人的就业政策，使一千多万退伍军人得到了妥善安置，最终实现了战后美国经济的繁荣与社会的持续发展。

——摘编自曹景文《论美国二战退伍兵的就业政策》

材料   “师范学堂课程，分为九科：经学、文学、教育学、史学、地学、算学、格致学、农学、体操，学制为三年。小学堂学制为四年，课程设置为经学、文学、史学、地学、算学、格致学、农学、体操。”袁世凯在直隶各属中学堂还拟定了暂行章程，中学堂课程有中、西学两项。中学课程四科：经学、文学、史学、政治学。西学课程七科：英文、算学、地学、外国史、格致学、外国浅近政治学和体操。对普及教育中出现的问题“派查学员以纠其失”；在所辖州县划分学区，宣讲国民教育，“立劝学所以作其气”；在乡村及偏僻之地“立宣讲所、闻报所以破其蒙”；并积极要求制定癸卯学制所缺的女学章程。袁世凯不仅选送候补官员前往日本游历，而且饬令各属公派品端学粹士绅赴日本考察学务，规定前者在日本时间为3个月，期满回国，须交上日记，以观心得；后者考察期为4个月，除参观考察外，还要选修有关教育课程，这些官绅回国后基本上被安排在教育领域任职。

——摘编自牛秋实《袁世凯与近代教育改革》

材料   建武六年（30年）六月，刘秀下诏：“今百姓遭难，户口耗少，而县官吏职，所置尚繁。其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更员，县、国不足置长吏可并合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这道诏今颁布之后，效果是“条奏并者四百余县，吏职成损，十置其一”“并官省职，费减亿计”。除了并县之外，刘秀还裁撤了许多官职。刘秀改丞相为大司徒，后又删去“大”字。改丞相为司徒，这不仅是名号上的更改，而且是权力上的削减。地方废去郡都尉，州牧改为州刺史，俸禄由两千石降为六百石。建武十三年（37年），降赵王良为赵公，太原王章为齐公，鲁王为鲁公。建武二十六年（50年）春正月，“沼有司增百官奉，其千石已上，减于西京旧制；六百石以下，增于旧秩”。刘秀“以三公曹主岁尽考课诸州郡事”，而各州之刺史常以八月循行所部郡国，录囚徒，考殿最，初岁尽，诣京都奏事。

——摘编自减云浦《略论东汉初年的改革》

材料   10世纪初，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在韩知古、韩延徽等人的帮助下建立政权。初创之时，辽境内除了有从事游牧的契丹、奚等民族，还有从事农耕的汉族。当时，“庶事草创”，没有完备的法律制度。对此，神册六年（921年），耶律阿保机对大臣道：“凡国家庶务，钜细各殊，若宪度不明，则何以为治？群下亦何由知禁”，于是命大臣“定治契丹及诸夷之法，汉人则断以《律令》”。其中，“治契丹及诸夷之法”为适用于契丹等游牧民族的法律，即《决狱法》。该法由耶律突吕不奉诏编撰，为辽朝最早的一部基本法典，对契丹等游牧民族的不同习惯法作了调整，保留了不少草原传统法律条文。“断以《律令》”即沿用唐朝律法断案，适用于汉族。

——摘编自漆侠主编《中国改革通史》等

材料   （贞观）十六年（642年）诏：氏族之盛，实系于冠冕；婚姻之道，莫先于仁义。……燕赵右姓，多失衣冠之绪……名虽著于州闾，身未免于贫贱。自号膏梁之胄，不敦匹敌（配偶）之仪。问名惟在于窃赀，结褵（古时女子出嫁）必归于富室。乃有新官之辈，丰财之家，慕其祖宗，竞结婚媾，多纳货贿，有如贩鬻。或贬其家门，受屈辱于姻娅；或矜其旧族，行无礼于舅姑。积习成俗，迄今未已。……自今已后，明加告示，使识嫁娶之序，各合典礼，知朕意焉。其自今年六月禁卖婚。

（显庆）四年（659年）诏：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范阳）卢浑、（范阳）卢辅、清河崔宗伯元孙，凡七姓十一家，不得自为婚姻。

——摘编自（宋）王溥《唐会要》

材料   松赞干布为了巩固来之不易的江山,不仅感兴趣于中原先进的经济、文化，更将目光注视着唐王朝强大的政治和军事。松赞干布在位期间采取了另一个颇具雄才大略的改革方案:即仿照唐朝的府兵制,革除吐蕃原来旧的部落兵制,致力强兵。部落兵制是一种源于原始社会,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掠夺、抢杀、血亲复仇为目的，建立在原始经济上的落后、野蛮的军事制度。这种军制毫无战斗力,很显然已不能适应新兴的政治和军事的需要。在此形势下,松赞干布在吐蕃建立起了一整套严密的军事组织。经过改革，吐蕃军队成为一支兵牧合一、集备战、生产、参战于一身的新型军队。此间,吐蕃的军事力量无论从数量上到质量上皆是相对强盛的,其军事制度也是相对严密、完善的。

——摘编自李燕《论松赞干布的 军事改革》

材料 进奏院是北宋时期的新闻采编与管理机构。熙宁四年二月，王安石变法时期，宋神宗下诏，禁止军功授官与恩荫补官出任进奏院主官，“臣僚之家，不得陈乞子弟勾当”。同时规定由变法群体控制的中书门下掌握拟定进奏院主官阙员和复议人选的权力，但由反变法势力盘踞的枢密院负责候选人选。诏书还授命属于内侍机构的通进银台司监管进奏院，负责新闻的登记呈递。宋神宗以前，进奏院每五日编辑一次新闻，先要上交枢密院审查，后才能“定本供报”。熙宁四年十一月，反变法的一方进言，建议废除“定本供报”，因为变法阵营没有提出反对，最终得到神宗批准。北宋初期，进奏院新闻内容中规中矩、时效性不高。一些进奏院胥吏为迎合士大夫们的需求，便私自将朝廷内幕透露给民间小报。熙宁六年，朝廷颁布法令，加重了对进奏院内部泄露机密的处罚力度,并给予对举报泄密者更高的奖励。尽管宋神宗改革心切，但在变法与反变法双方争夺控制进奏院时，并不轻易表态。然而，在维护政权稳定，防止朝廷机密外泄方面，三方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

——摘编自魏海岩《王安石变法中的进奏院状管理制度改革》

材料   宋代官方救助重点由乡村扩大到城市，呈现出向日常性社会保障体制发展的趋势。随着经济的发展，各级城市突破原有政治和军事性质带来的限制，呈现出空前的兴盛。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又引发激烈的社会竞争，导致市民贫富分化现象日益突出，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年）五月，宋廷采纳大臣苏舜钦的建议，仿照唐代旧制，在开封创设福田院。

宋代城市的官方医疗救助并不是分散、孤立的行为，而是普遍推行的城市救助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北宋时期，从相关政策的制订、制度的建立、机构的创置，到各项措施的实施及规范，乃至一些具体的救助活动，几乎都是由朝廷直接发出指令，并由各种朝廷派出机构负责和监督与执行。随着朝廷政策上的开放和鼓励，地方政府逐渐由被动转为主动。除了各类穷民和贫民，也涉及普通市民、流动人员、灾荒饥民，乃至部分官宦士人。这些原本身份不一、高下有别的社会群体，在官方医疗救助体系中不再具有等级差别，而是同属平等的被救助者。

——摘编自陈国灿陈雪瑶《民生为重：宋代城市的官方医疗救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