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在社会压力与总统的督促下，美国政府相继出台了以保障退伍军人就业权利的就业政策。签署于1944年的士兵权利法案，是迄今为止规范退伍军人福利最为重要的法案。1944年的退伍军人优待法延续了”1919年优待法“的制度性与政策性照顾以及对退伍军人在文官录用中的无限制优待政策。1945年签署的士兵权利法修正案放宽了退伍兵享受四年教育福利的资格限制，将每年的学费补贴提高到500美元以上。据统计，到1950年完成高等教育的有228.1万人、完成中等教育的有645．3万人、完成初等教育的有2103.3万人。1948年选征兵役制法规定职业复原，如果退伍军人不能胜任原职，要求提供其能胜任的与原职联系密切的类似工作。美国退伍军人的就业政策，使一千多万退伍军人得到了妥善安置，最终实现了战后美国经济的繁荣与社会的持续发展。

——摘编自曹景文《论美国二战退伍兵的就业政策》

材料   “师范学堂课程，分为九科：经学、文学、教育学、史学、地学、算学、格致学、农学、体操，学制为三年。小学堂学制为四年，课程设置为经学、文学、史学、地学、算学、格致学、农学、体操。”袁世凯在直隶各属中学堂还拟定了暂行章程，中学堂课程有中、西学两项。中学课程四科：经学、文学、史学、政治学。西学课程七科：英文、算学、地学、外国史、格致学、外国浅近政治学和体操。对普及教育中出现的问题“派查学员以纠其失”；在所辖州县划分学区，宣讲国民教育，“立劝学所以作其气”；在乡村及偏僻之地“立宣讲所、闻报所以破其蒙”；并积极要求制定癸卯学制所缺的女学章程。袁世凯不仅选送候补官员前往日本游历，而且饬令各属公派品端学粹士绅赴日本考察学务，规定前者在日本时间为3个月，期满回国，须交上日记，以观心得；后者考察期为4个月，除参观考察外，还要选修有关教育课程，这些官绅回国后基本上被安排在教育领域任职。

——摘编自牛秋实《袁世凯与近代教育改革》

材料   宋代官方救助重点由乡村扩大到城市，呈现出向日常性社会保障体制发展的趋势。随着经济的发展，各级城市突破原有政治和军事性质带来的限制，呈现出空前的兴盛。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又引发激烈的社会竞争，导致市民贫富分化现象日益突出，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年）五月，宋廷采纳大臣苏舜钦的建议，仿照唐代旧制，在开封创设福田院。

宋代城市的官方医疗救助并不是分散、孤立的行为，而是普遍推行的城市救助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北宋时期，从相关政策的制订、制度的建立、机构的创置，到各项措施的实施及规范，乃至一些具体的救助活动，几乎都是由朝廷直接发出指令，并由各种朝廷派出机构负责和监督与执行。随着朝廷政策上的开放和鼓励，地方政府逐渐由被动转为主动。除了各类穷民和贫民，也涉及普通市民、流动人员、灾荒饥民，乃至部分官宦士人。这些原本身份不一、高下有别的社会群体，在官方医疗救助体系中不再具有等级差别，而是同属平等的被救助者。

——摘编自陈国灿陈雪瑶《民生为重：宋代城市的官方医疗救助》

材料   北魏初期的内朝财计组织，基本功能是打理皇家财产。北魏初期仍然采取胡汉分治体制。孝文帝改革后，度支尚书作为国家财政总管部门，下设有度支、仓部、左民、右民、金部和库部六郎中。在北魏初期兼有财政职能的“左民尚书”之职改设为由度支尚书下设的左民曹，专司户籍管理，从而不再与其他财政职能错位。部落大人制在这次管制改革中几乎被全面清洗。中央财政新设组织严密，分部主事明确，相互独立相互牵制。孝文帝迁都洛阳时，耗资巨大，崔光任度支尚书“别立条格，岁省亿计”。随着经济发展和战争的胜利，内库日益充盈，太仆、内库、外府等多种库藏均实行专内管理制度。北魏改革财计组织，降低皇家财计组织的地位，提升国家财计组织的地位。这不仅是中国古代财政、会计史上的重大创新，也是民族融合的重要标志。

——据杨修等《北魏财计组织沿革考—基于民族融合和制度创新视角》

材料   齐桓公即位，齐国国势衰微，经济困难；而桓公欲图霸业，想有一些作为，拜管仲为相，实行改革。行政方面：划分和整顿行政区划和机构，把国都划分为六个工商乡和十五个士乡，共二十一个乡。十五个士乡是齐国的主要兵源。……把国政分为三个部门，制定三官制度。……郊外设邑、卒、乡、县、属等机构。……于是全国形成统一的整体。

经济方面：实行“相地而衰征”的土地税收政策……以农为本，大力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在以农为本的基础上，本末并举。

军事方面：管仲强调寓兵于农……这样把保甲制和军队组织紧密结合在一起，每年春秋以狩猎来训练军队，于是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同时又规定全国百姓不准随意迁徙……为了解决军队的武器，规定犯罪可以用盔甲和武器来赎罪。

——摘编自中华文本库

材料   直至清末，中国尚未真正建立专门的独立卫生管理机构，只是有相关机构代为履行管理卫生之职责。到清末“新政”期间，清王朝于1905年在中央设立了巡警部，由其监管道路治安与卫生事宜。到民国时期，由政府正式颁布的专门卫生法规开始出现。1916年北京政府制定颁行《传染病预防条例》，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由中央政府颁行的卫生防疫法规。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正式组成内务部，下设秘书处、警政司、卫生司。于是，卫生管理部门又从警政中脱离出来，独立成为与警政司并立的卫生司。半年后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在行政院下设立卫生部，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中央机关第一个独立的部级卫生行政机构。稍后，又陆续增设了中央医院、中央卫生试验所、公共卫生人员训练所等机构。至此，中央卫生管理体制已较为完善。与此同时，一些民间机构与团体也大力开展乡村公共卫生的宣传与教育活动。

——摘编自朱英《中国近代史十五讲》

材料一 为了治理黄河的水患，汉武帝采取了各种方法，甚而动员包括社会各界的人士参与到黄河水灾的救助之中。元封元年汉武帝“方忧河决”，随即出现了“河溢皋陆，堤繇不息”的惨象，汉武帝不得不动用包括术士在内的各方人士参与到水灾的治理。汉武帝是欲通过方士沟通人神之间的联系，根治水患。也许汉武帝感觉到触怒了苍天，在元封元年，汉武帝甚至要祭祀后土以求得苍天的庇护，他甚而认为“间者河溢，岁数不登，故巡祭后土，祈为百姓育谷”。除了，上述所谓的祈求苍天庇佑治理黄河水患外，汉武帝主要利用朝廷的大臣来治理黄河水患。如元光三年的黄河水患；“于是天子使汲黯、郑当时兴人徒塞之，辄复坏”。在治理黄河水患的同时，为了安置灾民，汉武帝还采取大规模移民的政策，将遭受水灾的民众迁离本土，或者迁往漠北地区，或者迁往江南地区，使这些民众脱离了黄河水灾的侵扰，过上安定的生活。

——据薛瑞泽<汉武帝时期黄河水患治理及其历史启示》

材料二1952年，毛泽东首次出京就到黄河视察，并发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周恩来对黄河的事情亲自挂帅，多次主持会议研究治理黄河的重大问题。根据黄河自身的特点和新中国初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黄河水利委员会在中共中央治黄方针的指导下，提出了“兴利除害，分步治理”治黄指导思想。从1950年春开始，黄河水利委员会和人民政府组织开展了治理黄河的两个阶段工作，有目的、有步骤地对黄河流域进行从治标到治本的综合治理，遇制了黄河水患。1954年3月，黄河下游春季修堤工程全面开工。河南、山东两省各工段.上堤的民工共达五万多人，许多包工队都重新整顿劳动组织，并积极改进工具，推行先进工作法，使工程质量和工作效率都有提高。1954年黄河顺利地渡过了八次大汛，此后治黄委员会在此基础上编制了黄河流域规划，开启了全面的治本工作。

——据郭书林<从治标到治本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黄河治理》

材料 曹魏征收的锦、绢当为口赋和算赋的合并。不同的是汉制征收货币，魏制改征实物；汉制以丁为征收单位，曹魏把人头税等货币折成绢、布以后，如果把完整成匹的绢、布，断裂成零碎的片段来折合成人头税，不但计算起来存在着困难，而且碎裂不成整匹的绢、布，也不能再制衣服，这对人力物力来说，都是莫大的浪费，同时也由于东汉末年以来，剥削过重，逃亡者多，户较丁更不容易流动，也就更便于征调，故魏制以户为征收单位，并易其名为户调。户调实施的最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古代中国，家庭纺织业始终没有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农业和手工业是一直结合在一起的，随着封建关系的发展，政府编户齐民一部分都被世家豪族分割去了，政府的税源日益减少，封建政权自然更需要加紧对自耕小农的剥削，这样，就会既向他们要大量租谷，又向他们要超额的调绢了。

——摘编自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

材料   晚清的改革变法从浅层次到深层次、低层次到高层次，再到全面系统的展开，沿着“更法”（整顿旧法，革除弊政）到“借法”（效法西方，变计），再到“变成法”（变革陈旧的法令制度），直到“改中法为西法”（改弦更张，建立新制度、新国家）的轨迹向前推进。封建专制制度的堤坝一旦动摇溃决，洪流就一泻千里，不可阻挡。洋务新政动摇了根基，戊戌维新变法打开了缺口，清末变法新政（推行新政）和立宪运动（政体改革）与民主革命潮流汇合，这个堤坝也就彻底崩溃。

——摘编自徐松荣《晚清改革：从“借法”到“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