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28年11月1日，中央银行在上海正式成立。总裁宋子文在开幕典礼的致词中强调，中央银行直辖于南京国民政府，“而非隶属于财政部”。中央银行自成立起，便力图使政府各项收入全部存入该行，并且特别规定财政部所辖各机关所有公款均应从其他银行转存中央银行，若须解缴税款，亦应交由中央银行汇解。中央银行以“铲除”在华国外银行的“恶势力”为由，分别训令海关总税务司和盐务稽核所，将关、盐税款（主要作为庚于赔款等的抵押）一律转存中央银行，从而较顺利地从外商银行收回了关、盐税款的保管权。虽然中央银行发行的是印有上海地名的钞票，但该行数次咨文国民政府各部门和各地政府，宣布中央银行钞票“无论缴纳赋税公款、清偿债务、各项买卖，一律通用”。另外，它昭告民众：中央银行钞票准备十足，持券人可在银行营业时间内，无限制地随时兑现金。1929年1月，中央银行又获得发行辅币券的专权，其他各银行均不得涉足。
——摘编自吴景平《宋子文与中央银行》
(1)根据材料，概括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的主要职能，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其成立的根本目的。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的历史作用。
材料 安史之乱持续8年，中原地区和北方在大乱中血流成河，江山鱼烂，经济彻底摧毁。大乱之后的广德二年，通货膨胀率远远超过5000%。政府税收一落千丈，仓库空空如洗，根本拿不出东西增加供给平抑物价，当时物资已经紧张到连皇宫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程度。唐朝将恢复经济的命运寄托在漕运上。刘晏授命危难，在宰相元载全力支持下，他充分表现了统筹全局的能力、周密精细的头脑和改革创新的才智。他组织大量民工和兵丁疏浚河道，运河得以顺利全线通航。为解决运输问题，他改全程运输为分段运输，运粮船负责运到本段水路边界，将粮食交给地区粮仓，再安排新的船只起运，并首次把散装大米改为袋装。刘晏派官吏和军队沿途押运。在运输工具方面，他拨付大批资金在扬子开设10个船厂，建造两千艘急需的大型运输船，以当时最低造价的两倍的价格，支付造价，保证了造船质量。为保障顺利通过水流湍急的三门峡，他参与设计了一种超大型的“上门填缺船”，改进了船纤所用的材料，制成坚韧的纤绳。为保障人力的使用，他废除无偿徭役，改为工资雇佣制。漕工采用特殊军事化方式组织起来，纪律严明，责任到位。由此，江淮的粮食、物资顺利运到京城，代宗大喜过望，说道：“我们父子有饭吃了！”
——摘编自马立诚：《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
(1)据材料，概括刘晏漕运改革的措施。
(2)据材料，概括刘晏漕运改革取得成功的背景，分析其改革的影响。
材料一 西周王朝实行国野、乡遂制度。“国”中及其近郊之“乡”，主要是征服者、统治者及其族人或“国人”的居住地区；近郊以远的“遂”、“野”，则主要是被征服、被压迫的“庶人”、“野人”居住的地区。西周以来，周王室、各诸侯国公室以及卿大夫采邑主，都按其政治等级的高低而拥有规模大小不等的军队。军队的基础在士兵。在西周，只有在国家中享有一定政治权利的公民即“国人”或“士”，才有资格当兵，这既是他们的义务，也是他们的权利。至于西周藉田制下的“庶人”、“野人”，则不服兵役；在当时的等级、阶级制度下，他们也没有权利没有资格服兵役。西周至春秋前期的军队内部，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军政之间的关系，以及军队的编制、装备和战术，都以“周礼”为指导原则，贯穿着等级制度。
材料二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政府对原来的军制进行了改革。公元前645年，晋国“作州兵”。公元前590年，鲁国"作丘甲"；公元前538年，郑国“作兵赋”。“作州兵”的对象，当是晋国“遂”、“野”的“野人”、“农夫”，而不是“国人”。“作州兵就是取消只限三郊才能当兵的规定，扩大及于三遂（诸侯三郊三遂）”。鲁"作丘甲"、郑"作丘赋"的内容，与晋"作州兵"大体相同。“丘”，是齐、鲁、郑等国社会中一基层组织单位的名称。所谓“丘甲”、“丘赋”，就是以“丘”为单位出甲、出赋。
——以上材料均改编自周自强主编《中国经济通史》先秦经济史（上）
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周军制的特点及其成因。
(2)根据材料，概述春秋时期军制改革的内容，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影响。
材料 10世纪初，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在韩知古、韩延徽等人的帮助下建立政权。初创之时，辽境内除了有从事游牧的契丹、奚等民族，还有从事农耕的汉族。当时，“庶事草创”，没有完备的法律制度。对此，神册六年（921年），耶律阿保机对大臣道：“凡国家庶务，钜细各殊，若宪度不明，则何以为治？群下亦何由知禁”，于是命大臣“定治契丹及诸夷之法，汉人则断以《律令》”。其中，“治契丹及诸夷之法”为适用于契丹等游牧民族的法律，即《决狱法》。该法由耶律突吕不奉诏编撰，为辽朝最早的一部基本法典，对契丹等游牧民族的不同习惯法作了调整，保留了不少草原传统法律条文。“断以《律令》”即沿用唐朝律法断案，适用于汉族。
——摘编自漆侠主编《中国改革通史》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辽太祖法律改革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辽太祖法律改革的特点。
材料 （贞观）十六年（642年）诏：氏族之盛，实系于冠冕；婚姻之道，莫先于仁义。……燕赵右姓，多失衣冠之绪……名虽著于州闾，身未免于贫贱。自号膏梁之胄，不敦匹敌（配偶）之仪。问名惟在于窃赀，结褵（古时女子出嫁）必归于富室。乃有新官之辈，丰财之家，慕其祖宗，竞结婚媾，多纳货贿，有如贩鬻。或贬其家门，受屈辱于姻娅；或矜其旧族，行无礼于舅姑。积习成俗，迄今未已。……自今已后，明加告示，使识嫁娶之序，各合典礼，知朕意焉。其自今年六月禁卖婚。
（显庆）四年（659年）诏：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范阳）卢浑、（范阳）卢辅、清河崔宗伯元孙，凡七姓十一家，不得自为婚姻。
——摘编自（宋）王溥《唐会要》
(1)根据材料，概括诏书所反映的唐初婚姻现象，并据此分析当时统治者所面临的政治问题。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补充一条唐初为解决上述政治问题所采取的措施，并说明理由。
材料
| 颁行时间 | 举措 | 出处 |
| 964年 | 始置诸道转运使以总利权 | 马端临《文献通考》 |
| 964年 | 始令诸州自今每岁受民租及莞榷（政府对盐、铁、酒的专卖）之课，除支度给用外，凡缗帛之类悉辇送京师，官乏车牛者，僦（租赁）于民以充用 |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
| 965年 | 诏诸道当辇送上供钱帛等舟车，并从官给，勿以扰民 |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
| 973年 | 令诸州旧属公使钱物尽数系省（中央管理财物的机构），毋得妄有支费 | 马端临《文献通考》 |
材料 汉初，高祖刘邦鉴于“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余邑，尊王子弟大启九国”，形成了中央政府与分封诸侯之间本弱末强、尾大不掉的政治态势。文帝时，贾谊上《治安策》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后为文帝采纳，分齐地为六国，分淮南王地为三国。景帝即位后，晁错力主“削藩”：“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其反迟，祸大。”景帝采纳晁错建议，以各种罪名先后削去楚王戊的东海郡，赵王遂的常山郡和胶西王的6个县。景帝三年，吴王刘濞、楚王刘戊等七国诸侯王相互勾结，以清君侧为借口，公开举兵叛乱。景帝因听信袁盎进言，误杀了晁错。三个月后，七国叛乱平定。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景帝削藩政策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汉景帝的削藩政策。
材料 女真人兴起于白山黑水，生活方式兼有渔猎、农耕和畜牧三种形态，与汉民族相对接近。金朝初年，随着军事扩张，女真人逐步向长城以南和中原迁移。同时，改变女真旧制，全盘采用汉制，实现了政治体制的一元化。实质性的汉制改革是在熙宗朝进行的，内容极为广泛，涉及中央职官制度、地方行政制度、法律制度、勋爵制度、礼制、仪制、服制、历法、宗庙制度等等，“政教号令，一切不异于中国”。海陵王时期，金朝正式移都燕京，改为中都，确立了汉地本位政策。金朝诸帝中，自熙宗以下都具有相当高的汉文化素养。金朝中期以降，汉化进程潮流澎湃。世宗和章宗时代，统治者曾进行过女真文化复兴运动，但以失败告终。金朝亡国以后，社会上流传着“金以儒亡”的说法，认为汉化彻底改变了其传统的生活方式，养成了懒惰奢靡、耽于逸乐的生活作风，彻底销蚀了其传统的尚武精神，给大金王朝的国运兴衰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
——摘编自刘浦江《女真的汉化道路与大金帝国的覆亡》
(1)根据材料，概括金朝女真人汉化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简要评述“金以儒亡”的观点。
材料一在斯大林时期，苏联的农业长期徘徊不前。农业的长期落后不仅阻碍了苏联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影响了工农联盟的巩圆和政局的稳定，1953年赫鲁晓夫上台后，大规模建立国营农场，扩大农业经营规模，以保证国家和居民对农产品的日益增长的需要。赫鲁晓夫在缩小农业部的职能范围，将组织生产活动的管理权下放给各加盟共和国和地方的同时，还改革农产品采购制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放宽对个人副业的限制，加强对集体农庄和庄员以及职工的经济刺激和物质鼓励。赫鲁晓夫的不少改革措施，推动了苏联农业的发展，并在以后的经济改革中一直被其后继者保留和沿用。
——摘编自金泉源《赫鲁晓夫的农业体制改革》
材料二20世纪40年代末，南斯拉夫政府多采取行政命令管理农民，但这些命令大多超越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致使农业合作化运动未能取得预期效果。1953年，南共中央颁布决议，规定农民“可以完全自愿地加入和退出合作社”，“在合作社形式上予以更多的灵活性和更多的自由”，允许土地的自由买卖。农村中的合作内容非常丰富，主要是在社会所有制经济组织与
个体农民之间进行的。既有社会所有制经济组织与个体农民之间的低水平合作，如经济组织向农民提供良种、化肥、农药、技术指导等，而农民按合同向经济组织出售农畜产品；也有高水平的合作，表现为社会所有制经济组织与个体农民进行的某种产品的生产或某项经济活动方面的合作。这种具有自己特色的体制，尽管对某些消极因素未能及时纠正，但确实推动了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
——摘编自李仁峰《南斯拉夫农业的发展和面临的问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赫鲁晓夫农业改革的背景和主要措施。
(2)根据材料二，指出与苏联相比，南斯拉夫农业改革的不同之处，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影响。
材料一 西汉承袭了秦的户籍制度，与此同时又采用了编户以及乡亭制等有力措施把农民固着在土地上，以使土地得以充分有效的利用，从而保证国家有充足的赋税收入。汉政府表彰累世同居，法律禁止父母健在的情况下子孙分门立户，魏晋时期，政府颁布了“户律”，实行编户齐民，将户籍管理法律化。宋朝实行都保制，王安石变法时期又实行保甲制度强化对社会的控制。宋朝有最为典型的特权户籍"官户”，它可享受荫补（即做官的资格），减免某些税收，差役免除和减免刑法等特权。元代以后，工匠被编入专门的户籍叫“匠户”。明代以户帖制与黄册制登记户口，将户口、土地和赋税三者合一。在管理上，明朝实行里甲制，严格限制人口的流动，邻里之间，相互监视，相互举报，处在政府的严密控制之下。清朝康熙之后，随着“摊丁入亩”政策的推行，赋税和户口之间的关系被土地所取代，户籍申报编制的经济意义降低。随着保甲制度在全国范围的广泛建立，乾隆三十七年，取消五年一次的户口编审制度，代之以通过“岁计”了解各地户口增减情况，淡化了户籍的赋税功能，而强化了政治控制功能。
——江立华《我国古代的户籍制度及其特点》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户籍制度经历了从建立到强化再到改革的演变的历程。户籍制度内涵不断扩大，功能不断异化。“为土地改户籍”、城市户籍含金量不减反增等现象成为制约农村人口迁入城市的重要因素。人口城镇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作为人口城镇化的重要制度障碍，户籍制度改革迫在眉睫。成都市从2003年以来，先后进行5次改革，改革力度大，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其改革是采取先改内容再改形式，通过降低入户门槛及其他相关的配套制度改革，顺利实现了二元户籍制度向一元户籍制度的转变，极大的推动了域内人口城镇化进程。成都户籍制度的改革在较大程度上还原了户籍本原功能，是一元户籍制度改革的创新典范。
——徐茂《人口城镇化视野下的成都户籍制度改革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中国古代户籍制度的特点并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成都市户籍制度改革的背景及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