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我国铁路传统的集中计划体制开始松动，国家对铁路实施了放权让利的改革；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铁路进行了现代企业制度和“网运分离”的试点等；21世纪初，铁路机车车辆工业总公司等非运输企业和高等院校与铁道部脱钩；2003年后，铁路加大主辅分离和社会职能移交的力度，先后将铁路物资、设计、施工企业移交国资委及所属企业管理，将铁路中小学校、医院全部移交地方管理；2013年3月，国务院新一轮机构改革对铁道部实施政企分开，组建了中国铁路总公司和国家铁路局。铁路总公司承担铁道部的企业职能，承担铁路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国家铁路局承担铁道部的行政职能，负责拟订铁路技术标准，监督管理铁路安全生产、运输服务质量和铁路工程质量等。政企分开，标志着铁路体制改革的重大进展。

——摘编自魏际刚《新时期深化铁路体制改革思路研究》

材料 隋朝建立伊始，户籍极为混乱，一方面存在“诈老诈小，规免租赋”的现象；另一方面存在强宗大族荫庇户口的现象，重整户籍制度便成为当务之急。首先整顿地方基层组织，设保、里、党，由里正、党长负责检查户口，进行户籍整理。以北齐、北周旧制为基础，制订户籍新法，把人口按照年龄区分为：黄——3岁以下；小——3～10岁；中——10～17岁（以后改为10～20岁）；丁——18～60岁（以后改为21～60岁）；老——60岁以上。在这些年龄段中，最重要的无疑是“丁”，即成年劳动力，国家赋役的承担者。有家室的丁男，每年服徭役二十日，缴纳租粟三石、调绢二丈、绵三两。为了防止户籍年龄上的弄虚作假，州县官吏必须经常检查户口，称为“大索貌阅”。地方官每年要亲自实地查验户口、年龄、疾状（健康状况），称为貌阅（或称貌定、团貌），就是亲自察看一下人口的相貌，将逃避徭役租调的“诈老诈小”者清查出来。

——摘编自焚树志著《国史十六讲》

材料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革命烈士和革命军人的家属，其生活困难者应受国家和社会的优待。”1950年，内务部通令各级政府在清明节纪念革命烈士。各地建立烈士纪念碑、塔、亭、林、墓等。1952年，《人民日报》先后刊载了邱少云和黄继光等烈士的事迹。沈阳市市北区在中秋节和国庆日前夕向烈属、军属发放慰劳高粱米近20000斤。在农村，代耕工作成绩显著，烈属、军属的农作物亩产量已接近当地农民的平均水平。1955年，有414000多名革命烈士子女在国家资助下入学，另有3300多名烈士遗孤得到政府教养。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崇尚烈士、尊敬烈属的社会风气逐渐形成。

——摘编自熊彤《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革命烈士褒扬抚恤工作》

材料   晋文公将两军改为三军，由卿统领。统中军者为军元帅，是军队的最高统帅，同时又是地位仅次于国君的执政官。三军将佐各一，共六人，称“六卿”。这样就建立了卿士制度，卿是听命于国君的国家官吏。这种新的官制是对过去世袭宗法制的改革，有利于提高政权的活力。但是，诸卿权力集中，也为后来晋国的诸卿专权留下了隐患。同时，晋文公还打破世卿世禄制度，建立起以“举善援能”为目标的多种选官方式。如“贽见”即自荐，主要适用于贵族子弟；“赏功劳”，提拔重用有功者；“荐举”，卿大夫们向国君推荐人才。在广开选人之途的同时，也加强对官员的考核和奖惩。晋文公在进行制度改革的同时，又任用了一大批得力的人才，并加强军队训练，使晋国的军事力量迅速加强，晋军成为当时最强大的一支军队。

——摘编自漆侠《中国改革史》

材料

6 . 材料   甲午战争失利，是中国近代军事教育的转折点。相较于“专用西法”的日本军事的飞速发展而言，中国无疑已经落后了。迫于内外压力，1901年光绪帝下诏宣布：“武科一途，本因前明旧制，相沿已久……著即一律令永远停止。”张之洞主张通过仿效开办军事学堂，大量培养中下级军官，鼓舞士气，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与此同时，袁世凯在小站练兵编练新式陆军之际，兴办起一系列随营武备学堂。这一时期的军事学堂结束了以往各自为政、混乱不堪的局面，军事教育开始走向正规化、制度化。为了统一各学堂的学制和教学，清廷开始着手建立军事教育管理机构及军事教育体系。为了满足新军扩编对新型军事人才的需要，清政府广泛设立新式军事学堂，并积极派遣留学生赴外学习。辛亥革命前，军人的文化知识和军事教育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改观。军人成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已经登上中国的政治历史舞台。

——摘编自甘少杰《清末民国早期军事教育现代化研究（1840—1927）》

材料 进奏院是北宋时期的新闻采编与管理机构。熙宁四年二月，王安石变法时期，宋神宗下诏，禁止军功授官与恩荫补官出任进奏院主官，“臣僚之家，不得陈乞子弟勾当”。同时规定由变法群体控制的中书门下掌握拟定进奏院主官阙员和复议人选的权力，但由反变法势力盘踞的枢密院负责候选人选。诏书还授命属于内侍机构的通进银台司监管进奏院，负责新闻的登记呈递。宋神宗以前，进奏院每五日编辑一次新闻，先要上交枢密院审查，后才能“定本供报”。熙宁四年十一月，反变法的一方进言，建议废除“定本供报”，因为变法阵营没有提出反对，最终得到神宗批准。北宋初期，进奏院新闻内容中规中矩、时效性不高。一些进奏院胥吏为迎合士大夫们的需求，便私自将朝廷内幕透露给民间小报。熙宁六年，朝廷颁布法令，加重了对进奏院内部泄露机密的处罚力度,并给予对举报泄密者更高的奖励。尽管宋神宗改革心切，但在变法与反变法双方争夺控制进奏院时，并不轻易表态。然而，在维护政权稳定，防止朝廷机密外泄方面，三方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

——摘编自魏海岩《王安石变法中的进奏院状管理制度改革》

8 . 作为中国近代新式教育开端的洋务教育，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带有种种缺陷：教育内容与洋务运动仅仅停留在器物、技术层面相对应，只局限于一才一艺的语言、技术方面；在教育体系上，学堂的设置也只是督抚大员根据需要而临时奏请设立的，缺乏系统性，更没有统一、全面的规划；就连它的出现也并不源于主动与自觉的改革，是近代化的活动驱动了教育的发展。但从当时的条件来看，面临着西方侵略所造成的民族危机的巨大压力，首次以政府名义派遣留学生，从而拉开了近代留学教育的帷幕，这无论是对传统的教育内容还是教育观念都是一个重大突破。它在中国传统的教育体制中撕开了一道口子，不自觉中播下了新式教育的种子，推动了现代化的进程。

——摘编自李璐《中国近代三次教育改革述论》

材料   为了凸显奉天的尊崇地位，清朝在奉天设有盛京将军、奉天府尹与府丞、盛京五部与盛京总管内务府等几套行政管理系统，职能不同，重心各异。赵尔巽莅任盛京将军之际，几经兵燹的奉天省几近无政府状态，其当务之急是改革陪都行政、处理战争善后事务。调整行政体制是赵尔巽在奉天改革的重要内容。他裁撤盛京五部、奉天府尹、府丞以及军粮同知等各缺。将粮饷处、税务总局归并，改为财政总局，总揽全省财政，以统一奉天全省财务出纳之权。赵尔巽还设立奉天巡警总局，大力推进近代警政。主张参照各国管制，尤仿日本省级建置，整合原有行政资源，将奉天仿照内地省份设立行省，另设具体职能部门，大量设立新治所，相应负责各项日常工作。

——摘编自李皓《赵尔巽与清末奉天政局（1905-1907）》

材料 辽圣宗统和六年（988年），仿汉制下诏开始进行科举考试。放榜时，录取进士一人及第。参考宋朝制度，确立了官员考核办法，奖励清勤自持者，惩治贪酷和阿顺迎合行为。圣宗前，“契丹及汉人相殴致死，其法轻重不均”，圣宗更定法令，逐步缩小契丹和汉人量刑上的差别，并加进汉法中“十恶八议”等内容。为备水旱等灾，下令诸道设置义仓，丰年纳粟储积，以备荒年赈济贫乏。统和八年（990年）检括民田（丈量土地），十二年定均税法，因定税过高，十三年又下诏减轻括田租赋。还多次遣使诸道劝农，视禾稼，禁止诸军官非时畋猎妨农。《辽史》载“然其践阼四十九年，理冤滞，举才行，察贪残，抑奢僭。”史称耶律隆绪为“辽朝盛主”。

——摘编自李桂芝《辽金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