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进奏院是北宋时期的新闻采编与管理机构。熙宁四年二月，王安石变法时期，宋神宗下诏，禁止军功授官与恩荫补官出任进奏院主官，“臣僚之家，不得陈乞子弟勾当”。同时规定由变法群体控制的中书门下掌握拟定进奏院主官阙员和复议人选的权力，但由反变法势力盘踞的枢密院负责候选人选。诏书还授命属于内侍机构的通进银台司监管进奏院，负责新闻的登记呈递。宋神宗以前，进奏院每五日编辑一次新闻，先要上交枢密院审查，后才能“定本供报”。熙宁四年十一月，反变法的一方进言，建议废除“定本供报”，因为变法阵营没有提出反对，最终得到神宗批准。北宋初期，进奏院新闻内容中规中矩、时效性不高。一些进奏院胥吏为迎合士大夫们的需求，便私自将朝廷内幕透露给民间小报。熙宁六年，朝廷颁布法令，加重了对进奏院内部泄露机密的处罚力度,并给予对举报泄密者更高的奖励。尽管宋神宗改革心切，但在变法与反变法双方争夺控制进奏院时，并不轻易表态。然而，在维护政权稳定，防止朝廷机密外泄方面，三方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

——摘编自魏海岩《王安石变法中的进奏院状管理制度改革》

材料   北宋熙宁年间，宋神宗为 了推进王安石变法，对中央机构进行了局部调整。在新法取得一定成效后，神宗决定全面转向官制改革。元丰三年（1080年），宋延发布改革官制的诏令，批准实行新的寄禄官阶，将旧的文武散阶增减编定为二十四阶，结束了寄禄官与职事官分离的局面，使得职事官与差遣统一。不久，又颁布了《官制格目》，对中央机构规定了成员构成人数，并形成定制。元丰五年（1082年） ，依据《唐六典》，颁布了新的官职条例，恢复唐初的三省六部九寺五监之职，平行机构或并或罢，但囿于祖宗之法，神宗拒不废枢密院归兵部。同时，九寺五监的恢复，使得“省、寺指挥闲多异同”。元丰六年（1083年），又在尚书省置御史房，主行弹劾御史台察案失职。

——摘编自袁良勇《宋代三省制度演变研究》等

3 . 作为中国近代新式教育开端的洋务教育，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带有种种缺陷：教育内容与洋务运动仅仅停留在器物、技术层面相对应，只局限于一才一艺的语言、技术方面；在教育体系上，学堂的设置也只是督抚大员根据需要而临时奏请设立的，缺乏系统性，更没有统一、全面的规划；就连它的出现也并不源于主动与自觉的改革，是近代化的活动驱动了教育的发展。但从当时的条件来看，面临着西方侵略所造成的民族危机的巨大压力，首次以政府名义派遣留学生，从而拉开了近代留学教育的帷幕，这无论是对传统的教育内容还是教育观念都是一个重大突破。它在中国传统的教育体制中撕开了一道口子，不自觉中播下了新式教育的种子，推动了现代化的进程。

——摘编自李璐《中国近代三次教育改革述论》

材料   为了凸显奉天的尊崇地位，清朝在奉天设有盛京将军、奉天府尹与府丞、盛京五部与盛京总管内务府等几套行政管理系统，职能不同，重心各异。赵尔巽莅任盛京将军之际，几经兵燹的奉天省几近无政府状态，其当务之急是改革陪都行政、处理战争善后事务。调整行政体制是赵尔巽在奉天改革的重要内容。他裁撤盛京五部、奉天府尹、府丞以及军粮同知等各缺。将粮饷处、税务总局归并，改为财政总局，总揽全省财政，以统一奉天全省财务出纳之权。赵尔巽还设立奉天巡警总局，大力推进近代警政。主张参照各国管制，尤仿日本省级建置，整合原有行政资源，将奉天仿照内地省份设立行省，另设具体职能部门，大量设立新治所，相应负责各项日常工作。

——摘编自李皓《赵尔巽与清末奉天政局（1905-1907）》

材料   中国的屋舍之税起源很早，且与城市的发展密切相关。先秦的“廛布”首向官府管辖市场中的商业用房征税。汉代的“市肆之税”指向官府和私人用房，既有商业性用房也有居住用房，具有城市土地利用、屋舍和经营税共征的特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店舍之征开始对房屋划分等级，屋舍之税的征收办法开始具体化。唐代“间架税”具有单一屋税的性质，征税办法的操作性强。五代十国时期“屋税”之名正式出现，且成为国家常赋。宋代确立城郭之赋以及宅税和地税的分野。由此，屋税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税目，改变了此前屋舍、土地利用和经营税混而征之的情况。这一嬗变，是我国古代城市不断发展、人口增多、城市建筑用途多样、城市空间结构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结果。

——据吴晓亮等《先秦至唐宋屋舍之税嬗变研究》

材料   19世纪后期，外国银元大量涌入中国市场，中国多次发生金融恐慌。1887年，两广总督张之洞请旨在广东开设铸造局铸造银元。1894年，湖北省也开始设局铸造银元。1904年，为统一铸币权，清政府决定在天津设立国家造币总厂。清政府还设置币制局，负责统一币制等事务。1909年，度支部制定《通用银钱票暂行章程》，由大清银行垄断纸币发行权。1910年，度支部颁布《兑换纸币则例》，明确规定纸币的兑换发行权统一由大清银行管理，抛弃了宋金以来发行不兑换纸币的弊法，但滥发纸币的现象依然存在。同时，度支部拟订了《银本位币制则例》，建议七钱二分制为银元单位，还对新式币制的种类、重量、成色、铸造、发行以及流通等都做了具体规定。清末，由于赔款、编练新军以及举办新政等等，政府财政收支不断恶化，币制改革所需巨额开支无法负担。辛亥革命爆发后，政局变动，晚清的币制改革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摘编自邹丽霞《晚清的币制改革及失败原因》

7 . 材料 府兵制是唐朝的基本兵制，其与均田制相结合，“寓兵于农”“兵农合一”。唐太宗时，调整和健全了府兵制，增加军府数量，并安排一部分军府驻守关中，以利于加强中央集权。府兵制的兵将平时不在一起，不易形成将帅拥兵自重的局面。武则天时，唐朝人口由唐初的二百余万户增至九百万户，扩大了三倍以上，加上地主、商贾、豪强兼并霸占民田、欺压盘剥佃农，比比皆是。因无田可受、无利可图，贵族官吏地主富户进入府兵者极少，贫农百姓成为府兵的重要来源，府兵制受到严重冲击。开元年间，因战事频繁，兵役繁重，且需自带物资参战，府兵逃亡成为常态，府兵制崩溃。唐玄宗为增强军事力量，实行了募兵制。募兵制由国家招募丁男当兵，供给衣食，免征赋役，这就减轻了农民的兵役负担，节省了以往府兵往来与路途的消耗，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封建国家也得以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军队。不过，募兵制的士兵以当兵为职业，将领长期统帅一支军队，兵将之间有了隶属关系，导致军阀的形成。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通史》

材料   19世纪末，部分官员、士绅鉴于国内度量衡杂乱无章的局面，呼吁政府进行改制。在“恪遵祖制，兼采西法”理念指导下，1908年，清政府颁布了《划一度量权衡制度图说总表》和《推行划一度量衡制度暂行章程》，各地度量衡划一工作渐次开展。为推行新制，清政府设立度量权衡局。然而，各地仍习惯于既有行政运行方式，新制的推行多由地方传统部门及官员承担，度量权衡局无法发挥作用。度量衡划一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市场交易中业已形成的“习惯”，触及不同地域、行业商人利益，新制推行并不如预期顺利。加之中央权力式微，清政府难以掌控各省推行步调，诸多政策和措施被地方搁置拖延。随着四川保路运动和武昌起义相继爆发，清政府忙于挽救摇摇欲坠的统治，已无暇顾及度量衡的改制。

——摘编自郑成林《清季划一度量衡的酝酿与尝试》

材料   世兵制又称军户制，通行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东汉末年，各地军阀为确保获得足够兵源，相继推行军民异籍之制。三国时期，普遍将户口分为普通户、屯田户和军户三类。军户由军队或州郡管理，父死子继，世代为国家服兵役，无法脱籍，致使军户地位不断下降。其身份甚至与奴仆罪犯相近，导致军队士气和战斗力极为低下。孝文帝推行改革后，最终激起埋葬北魏王朝的“六镇起义”。北魏后期，世兵制已难以为继，军事改革势在必行。

于是，西魏权臣宇文泰创立府兵制。以开府为基层组织，称为府兵。府兵编入军籍，府兵由六等以上农民之精壮子弟组成，平时务农，战时出征。府兵制在发展过程中打破胡汉分治的界线，不断扩大征兵对象，吸纳汉人，严格训练，战斗力较强。战争结束后，将帅解除兵权，兵各归其府，有效防止将帅擅权。

——摘编自袁琮蕊《《花木兰>背后的军事制度沿革：从世兵制到府兵制》

10 . 材料   1944年的《巴特勒教育法》是英国20世纪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法令，为现代英国教育制度奠定了基础。该法案改革了英国教育系统。政府设置教育部和地方教育当局，教育大臣领导各个地方教育当局，确保整个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教育机会更加公平。将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教育管理机构从315个减至146个，提高了行政效率。

《巴特勒教育法》最重要的规定是普及免费中等教育，此外，用初等、中等和继续教育三个连续的阶段代替以往只有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区分，根据年龄、能力和才能使不同学生进入文法学校、技术学校和现代中学。实际上三种类型的学校不完全均衡，有的地方只形成文法和现代中学的两分法，技术学校数量较少且发展缓慢。学生通过考试制度的选拔，被分往不同类型的中学，各类型中学入学比例存在差异，声望地位也相差甚远，这些使《巴特勒教育法》具有争议。

——摘编自北师大出版社《中外教育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