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547年伊凡四世执政时，国家权力分散，阶级矛盾尖锐。他在“重臣拉达”辅助下，颁布新法典，强化司法机关，吸收城市居民参加审判，规定中小贵族受国家法律保护，但没有限制波雅尔（封建大贵族）土地所有制。中央设立衙门制度，衙门虽然由波雅尔担任，实际掌权人由军事服役人员遴选，逐渐形成宫廷服役人员集团。地方机构改革主要推行地方自治，废除食邑制度，从各地封建贵族、商人、手工业者和国有农民中选举的“地方司法税务官”，对中央政府负责。随着改革的深入，波雅尔分裂势力达到与中夫分庭抗礼的地步，“重臣拉达”权力也日益加强。伊凡四世解散了“重臣拉达”，全国实行“特辖制”，对波雅尔实行恐怖统治。伊凡四世也因其雷厉手段被称为“伊凡雷

——摘编自何红《俄国伊凡四世改革研究》

材料   隋朝开皇十六年（596年），隋文帝“诏九品以上妻，五品以上妾，夫亡不得改嫁”。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颁布“劝勉民间嫁娶诏”，规定：“男年二十、女年十五已上，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媒媾，令其好合。”唐太宗还明确规定：“刺史、县令以下官人，若能使婚姻及时，鰥寡数少量，准户口增多，以进考第。如其劝导乖方，失于配偶，准户减少，以附殿失。”“故（唐朝）公主再嫁者达二+三……太宗女六。”对此，朱熹指出：“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据统计，“贞观初，户不及三百万”，到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全国户数接近380万户。与此同时，粮食价格从贞观八年（634年）、九年（635年）的斗米四五钱，跌至贞观十五年（641年）的斗米两钱。

——摘编自孙顺华《唐朝妇女观之嬗变与社会政治》

材料   宋政府视房地产业为治政要务，不断进行改革。宋初设立名为“店宅务”全面负责官营房地产的计值出租、房屋修建维修并兼顾经济民生等事务。史载：店宅务“掌官屋、邸店计直、出僦及修造、缮完”；并且规定，凡田宅交易都要缴纳契税，时称“印契钱”；针对房屋需求的急剧增长，真宗大中祥符年间，两次“申禁内外群臣市官田宅”，“现任京朝官除所居外，无得于京师购置产业”；仁宗时也重申“现任近臣除所居外，无得于京师置屋”，并规定“开封府民有赁店宅务客店者，与免诸般差遣”。熙宁三年下诏：“寺丞月添支钱十五千，主簿京朝官十二千，选人十千，无廨舍者月给宅钱五千”。宋政府对城市扩建也有要求，神宗元丰六年，开封外城扩建，新修城墙占用“百姓屋地百三十家，计直二万二千六百缗”，平均每户补偿一百七十余贯。

——摘编自胡建华《宋代城市住房政策研究》等

材料一   宋仁宗在位中期，部分士大夫针对日益严重的统治危机，发起一次政治改革。因其时年号为庆历，故史称“庆历新政”。新政的主要领导者为范仲淹。改革方案分为“十事”，其内容一为明黜陟，二为抑侥幸，三为精贡举，四为择官长，五为均公田，六为厚农桑，七为修戎备，八为减徭役，九为覃恩信，十为重命令。其中前五事有关吏治，后三事论富强，最后两事系前八事之运用。在反对派激烈攻击下，范仲淹不得不于庆历四年六月自请出外巡边，改革集团其他人物继之纷纷贬逐出朝。庆历新政昙花一现。

——摘编自张帆著《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   庆历五年十一月，范仲淹被调到邓州任知州，留下了名篇《岳阳楼记》，其中的名句传达出以忧国忧民为先、不计较个人荣辱的精神品质，成为范仲淹留给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范仲淹在邓州、杭州、青州等地担任知州时，采取积极有为的“荒政三策”，有效地缓解了灾情，赈济了灾民。皇祐四年五月，范仲淹因病去世。范仲淹生前不经营家产，全家老小70余口只能住在官舍里为他守丧。

——摘编自游彪等著《中国通史大师课2》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新兴君主们根据臣下的功绩来封官授爵，根据爵位高低来规定臣下的薪水。商鞅认为：“行赏而兵强者，爵禄之谓也。”秦朝建立后，一个一千石的官吏每年可得小米34250公斤，所得俸禄已经可以满足相当富裕奢华的生活了。到了汉武帝时期，俸禄以钱币而不是谷物的形式付给，有记载，丞相作为最高官员，月俸是高级官员中两千石的2倍，是中低级官员中六百石的20倍，是低级小吏的100～600倍。魏晋南北朝时期，俸禄内容复杂多样且多以布帛或谷物为主，且多个政权均因战时需要一定程度上削减了百官的俸禄。唐朝官员的收入主要包括职田（朝廷拔给官员自主经营的田地）、俸钱和赏赐。此外，还实行公务用车制度，官员的差旅福利，甚至还有退休金。到了清朝，政府在实行“薄俸制”的基础上，还设置了“养廉银”，并设置完善监管措施，形成稳固的俸禄制度。

——摘编自李博朱玉洁《中国古代的俸禄制度》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造成了“银贵钱贱”，加之局部内战的巨额军费，使得开支不菲的官员因收入被波及而陷入了入不敷出的境地。面对国家的日渐沉沦及吏制的渐趋腐败，有识之士认为要想革新政治，必须对现行的俸禄制度进行必要的损益。在多方力推下，1869年颁布的《中国海关管理章程》一方面采取了中国俸禄制度按年计算的惯例，同时又引进了绩效工资的思想，体现了工资设计与职级高低、职务繁简相配合。外交官员的工资结构也抛弃了旧有的正俸、恩俸、养廉等名目，而是直接按照行政级别的高低拟定工资额，且按月支付，另外报销一定生活费和交通费。伴随着清末新政中的官制改革，清政府开始陆续实行工费、津贴、薪水制度，且改设各部门、各省份自行拟定养廉银数额，出现了如东三省奏定数额高出定额1.3～2万两的现象。

——摘编自鲍伟《晚清文官俸禄研究》

材料   明朝的“海禁”政策源自开国皇帝朱元璋。十六世纪以后，东南沿海居民的海上走私贸易活动开始频繁发生，尤其是走私分子与沿海豪势相勾结的集团化走私活动日益猖獗。嘉靖三十一年，江、浙、闽、粤数省沿海发生大规模海盗抢劫和烧杀事件，史称“嘉靖倭乱”。面对“嘉靖倭乱”，明朝几乎动员了全国的力量，直至嘉靖四十三年才将这场动乱平定。隆庆元年，福建巡抚涂泽民奏请开放海禁，“准贩东、西二洋”。这一奏议得到朝廷批准，从而形成隆庆开海的局面。当时，中国商船在东洋的主要航行目的地是吕宋岛上的马尼拉港。这样一来，中国商品不仅可以运往东南亚各港口，还可以通过西方人建立的海上新航线，从东南亚港口转运到欧洲和拉丁美洲港口。有人测算，晚明流入中国的白银，十六世纪七十年代年均约28.5万两，八十年代年均约88.9万两，到1600年以后年均达到100万两的规模，从而为明代货币白银化提供了重要条件。

——摘编自陈尚胜《隆庆开海：明朝海外贸易政策的重大变革》

7 . 材料   明中叶，江南重赋，租税积欠。宣德五年（1430年），周忱出任江南巡抚，在应天府，针对“游荡失业者十室九空”给赋役编审带来的困难，将基准由人丁向丁田过渡。推行“里甲银”制度，把按户编派的里甲支费，摊入田粮，折成银两征收。在苏松，他创立“平米法”，将正杂二役混编合并。针对“事繁费冗”、里长“赔累不堪”，他通计一县一年应征之役，固定役额；力役折银；缩短应役时间。周忱在任期间，江南“百姓不知有凶荒，朝廷不知有缺乏”。

——据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   西汉建国之初，刘邦为防止同姓诸侯王坐大谋反，欲以“孝”道牵制诸侯王觊觎皇位之心，却没能及时具体施行。汉文帝即位后，决定从心理层面教化民众，他把《孝经》提到与《论语》和《孟子》同等高度，并列为官学，使之成为社会教化的方式。他又颁布“养老令”，通过受鬻法对年迈者给予衣食方面的供应；通过赐物存问对八九十岁的老人赏赐帛絮和酒肉等日常物品，以表示对高龄老人的尊重与慰问。汉文帝对具备一定年龄条件、政治地位的老人赐予王杖，给予一定的政治、经济和法律等方面的特殊待遇。汉文帝通过法律手段推行“孝老”与“尊老”，举孝廉入仕，对不孝者严惩，形成尊老敬老的社会氛围。

——摘编自徐鑫鑫、岳燕雪《汉文帝孝亲养老政策探析》

9 . 材料   府兵制的创建是西魏宇文泰军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西魏大统八年（542），宇文泰以六镇鲜卑人为骨干,收编关陇豪强的乡兵部曲,逐渐建立起一套府兵制度。此后，征兵对象扩大为所有均田户，汉族士兵的比重进一步增加。府兵制共设八柱国为长官，以下分设十二大将军，再下为二十四开府。每个柱国的军队分配一定数量的土地，士兵在农忙时劳作，农闲时练兵。战争结束后，将帅解除兵权，兵各归其府。府兵的管理采取了早期鲜卑部落兵制的形式,军官皆恢复或赐予鲜卑姓，如李虎赐姓大野氏、杨忠赐姓普六茹氏等，军士一律以主将之姓为自己的姓氏，一定程度上照顾了六镇军人的反汉化情绪，也加强了军队内部的凝聚力。府兵制历经北周、隋至唐中期，历时约二百年。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史》

材料   道光时，两广总督邓廷桢在奏折中说：“内地商贾航海贸易挈本以行搬运制钱，既苦脚费不赀金银出洋，又恐干例禁”。道咸之际“（各省）入款有减无增，出款有增无减，是以各直省封存正杂等项，渐至通融抵垫解部之款，日少一日”，中央政府的财政“入不敷出为数尚巨”。咸丰三年二月，清文宗奕詝采纳左都御使花沙纳票钞“行虚”的建议，由户部草拟试办银票章程请旨准行。然未总结历代封建政府发行纸币的经验教训，咸丰三年七、八月，京城行银票“市廛观望”，一些商人“相约”抵制，纷纷歇业。宝钞的推行，也使京城一片恐慌。“大商小贾走相告语谓”毕生贸易所积锱铢，异日悉成废纸＇”。“是名为搭收钞票，实则仍概征银。……似此诡词巧取，直以国家正供，恣意侵渔、蠡国害民莫此为甚”。同治元年十一月初七日，清穆宗载淳正式谕令“将直隶、山东、四川、河南等省应征地丁、旗租及各关税课全行停止钞票，改收实银”，历时九年多的票钞便寿终正寝了。

——摘编自文廷海《论清代咸丰间“票钞”改革及其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