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28年11月1日，中央银行在上海正式成立。总裁宋子文在开幕典礼的致词中强调，中央银行直辖于南京国民政府，“而非隶属于财政部”。中央银行自成立起，便力图使政府各项收入全部存入该行，并且特别规定财政部所辖各机关所有公款均应从其他银行转存中央银行，若须解缴税款，亦应交由中央银行汇解。中央银行以“铲除”在华国外银行的“恶势力”为由，分别训令海关总税务司和盐务稽核所，将关、盐税款（主要作为庚于赔款等的抵押）一律转存中央银行，从而较顺利地从外商银行收回了关、盐税款的保管权。虽然中央银行发行的是印有上海地名的钞票，但该行数次咨文国民政府各部门和各地政府，宣布中央银行钞票“无论缴纳赋税公款、清偿债务、各项买卖，一律通用”。另外，它昭告民众：中央银行钞票准备十足，持券人可在银行营业时间内，无限制地随时兑现金。1929年1月，中央银行又获得发行辅币券的专权，其他各银行均不得涉足。
——摘编自吴景平《宋子文与中央银行》
(1)根据材料，概括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的主要职能，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其成立的根本目的。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的历史作用。
材料 从魏晋南北朝以来，地方属僚主要是由当时地方长官自己来任命的。 583年，隋文帝杨坚对地方机构实行改革，下令九品以上的官员一律由中央任免，官吏的任用权一概由吏部掌握，禁止地方官就地录用僚佐。同时规定，州县长官三年一换，下属官员四年一换。通过这些措施，中央不仅牢牢控制了地方官任用之权，而且可以防止地方官员和当地豪强互相勾结，进一步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掌控。南北朝时期，王朝的更迭十分频繁，地方势力各自为政，州、郡、县三级政区的设置十分混乱。隋文帝杨坚采纳度支尚书杨尚希提出的“存要去闲、并大去小”的建议，将原来比较混乱的地方官制从州、郡、县精简为州、县两级，撤销境内500多个郡。同时，裁汰了大量的冗官，将一些郡县合并，大大节省了政府的开支，提高了行政效率，也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据卜宪群《中国通史•隋唐五代两宋》等整理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隋文帝地方官制改革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隋文帝地方官制改革的意义。
材料 东汉初年，中央军队以南、北军为核心，但由中央直接指挥的还有三支比较特殊的军队。建武六年(30年）“罢郡国都尉官”，取消郡国四种常备军和每年一度的都试制度， 郡国军队只用于维持地方治安。据《后汉书》载：“帝在兵间久，厌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未尝复言军旅”，“修文德，不欲功臣拥众京师，乃去甲兵，敦儒学。”建武十三年(37年）后，相当于三公地位的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还有前后左右将军不再常设，只在战时临时任命。南阳太守杜诗上书：“间者发兵，但用玺书，或以诏令，如有奸人诈伪，无由知觉。……宜有重慎，可立虎符，以绝奸端。”刘秀采纳了杜诗的建议。但东汉地主豪强有为数不少私人武装（部曲和家兵），每年二三月份或八九月份，地主对他们的 私人武装进行战争训练。
——摘编自漆侠主编《大一统初期的变奏曲》
(1)根据材料，概括东汉光武帝军事改革的主要内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东汉光武帝军事改革的影响。
晋之故封，太行持之，首阳起之，黄河迤之，大陆靡之……而侯之都居，大夫之邑建焉……以稼则硕，以植则茂，以牧则蕃，以畜则庶，而人用是富，而邦以之阜。
注∶大陆为大陆泽，太行山河流冲积扇与黄河故道的交接洼地。
| 晋献公 | 娶大戎狐姬、小戎子、骊姬姐妹；任命狐突（白狄）为大夫；灭骊戎、耿国、虞国、虢国等，史称“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 |
| 晋文公 | 母亲为狐姬，晋文公流亡期间多年居于狄国，娶赤狄之女；城濮之战大败楚军，召集齐、宋等国于践土会盟，开创百年霸业。 |
| 晋襄公 | 史家称其“一是北伐人，二是南略楚国，三是东征卫国，四是西征秦国，五是重组六卿。”曾任命狐射姑（贾季）担任中军将。 |
| 晋成公 | 与郑国结盟，多次援救郑国；联合白狄打败秦国，俘虏秦国将领。 |
| 晋景公 | 柳梦之战、颖北之战击败楚军，邺之战被楚国打败灭赤狄潞氏、留吁、铎辰等；与众狄楷函会盟；公元前583年攻入楚国。 |
| 晋悼公 | 重用吕相、士纺等人，惩乱任贤推行“和戎狄”的策略，无终之君向晋悼公“纳虎豹之皮”九合诸侯，将晋国霸业推至巅峰。 |
| 晋平公 | 公元前552年同宋、卫等国结盟，再度恢复晋国的霸业；公元前541年败无终及群狄于大原（太原），占有太原盆地。 |
| 晋顷公时期 | 赵简子（赵鞅）娶狄女，推行田亩制和田赋制度改革，六卿逐渐壮大赵简子、范献子将“刑书”铭铸于鼎上，史称“铸刑鼎”。 |
| 晋出公时期 | 赵襄子娶西戎崆峒氏女公元前458年赵襄子杀代王，平代地韩、赵、魏三卿完全架空国君之位，晋出公客死他乡。 |
20世纪30~50年代，中国的乡村发生着社会财富分配的巨大变化，传统乡村固有的以分家析产和土地买卖为主导的地权分配被打破。
以下资料是来自山西兴县七村全面抗战爆发前（1936年）、抗战中（1942年）和开展土地改革后（1947年）的相关数据。
（2）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按照历史发展进程为以上三幅示意图排序，并说明理由。
山西是我国的煤炭储量、生产、外调大省。上世纪末山西正处于“放开搞活”迅猛发展阶段。1992年环境与发展领域中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一次国际会议于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江泽民主席在接见出席《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高级国际圆桌会议的国际友人时也指出∶“中国政府有决心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而今，素有“三代京华、两朝重镇”之称的大同，以光伏发电高端产业链实现发展动力的转换，以“上不露天、下不落地”的全封闭式运营实现了“黑色煤炭、绿色开采”。2019年大同获得“全国十佳生态文明城市”和“中国美丽城市”称号。从“煤都黑”到“大同蓝”，大同为资源型城市转型提供了参照。
（3）以“大同蓝”为例，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举措。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中小学教科书政策随着时代变迁而演变。下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中小学教科书政策的发展脉络。
| 时间 | 政策演变 | 基本情况 |
| 1949年—1984年 | “一纲一本”政策的曲折发展 |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生政权将教科书建设放在重要位置。1950年底，我国组建了专业教材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文革期间，人民教育出版社被解散，统编教材遭到全面禁止，教科书编写权下放至地方和学校；改革开放初期，教育领域拨乱反正，修订全国统编教科书，将教科书“国定制”治理模式进一步细化。 |
| 1985年—2000年 | “一纲多本”政策的萌芽阶段 | 为适应社会变迁和教育事业发展，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制十年制和十二年制两版教材，这是“一纲一本”政策调整的重要标志。1986年，教育部设立教材审定委员会，提出有领导、有计划地实现教材多样化，以适应不同地区需要，各地教育差异性得到尊重；1996年，根据需要，国家教委对教材审定各方面作出详细安排和规定，教科书也从“国定制”变为“审定制”。 |
| 2001年至党的十八大 | “一纲多本”政策的落实阶段 | 在民主开放的政策环境中，我国中小学教材建设发生较大变化。 1999年颁发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对教育改革进行全方位部署，“一纲多本”在新课改背景下开展；2001年颁布《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规定实行国家基本要求下的教材多样化政策，新课改着眼于不断发展的国内外环境，努力促进我国教育水平整体提升。 |
| 十八大至今 | “一纲多本”政策的调整阶段 | 十八大以后，党和国家从国家意志的体现和国家事权的彰显角度重视教材建设的价值和意义。2017年3月国家教材委员会成立，办公室设在教育部；同年9月，中小学部分学科教材统一使用“部编本”；2019年，所有年级全部使用部编教材。“一纲多本”教科书政策的调整扭转了教材发行及使用过程中过于市场化的局面，有利于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育人方向，同时提高了教材质量。 |
——整理自卢德生、王垚芝《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中小学教科书政策的演变》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中小学教科书政策演变”为主题，自拟论题并予以论述。（要求论题明确，立论有据，语言准确，逻辑清晰。）
材料 贞观初，“以法理天下，尤重宪官，故御史复为雄要”，“御史为风霜之任，弹纠不法，百僚震恐，官之雄峻，莫之比焉”。台院侍御史以弹奏为基本职责，重点在纠弹职位较高的官员。察院监察御史在御史台中品秩虽低，但职务繁杂，百司畏惧，其“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此外还掌祭祀、监南选、监司射、监决狱、分察尚书省六部等。贞观年间，全国被划为十道监察区，由监察御史十人分巡州县，监察御史以六条巡按州县，分巡时威仪显赫，“州县祗请相望，道路牧宰祗候，僮仆不若”。《贞观政要》中记载：“（太宗）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遣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同时，唐太宗也对清廉官员和清正之举大加褒奖弘扬。
——摘编自吴毅《唐朝贞观年间防治贪腐的政策举措释析》
(1)根据材料，概括唐太宗吏治改革的主要内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唐太吏治改革的历史作用。
材料 推行农村税费改革是党和政府为解决“三农”问题采取的重大决策。2000年，中央决定在安徽以省为单位开展农村税费改革试点。2003年，税费改革在全国推开。2004年“一号文件”提出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并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黑龙江、吉林两省随后进入试点，实行“两减免、三补贴”政策。“两减免”是指免除农业税、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三补贴”即：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对部分地区农民进行良种补贴，购置农机具补贴。农村税费改革由此转向逐步降低直至最终取消农业税。2005年，全国28个省份免征农业税。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延续两千多年的农民缴纳农业税的历史到此结束。
——摘编自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农村税费改革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国农村税费改革的意义。
材料
淝水之战后，东晋政权内部矛盾、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激化，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南朝宋高祖刘裕在掌握朝政以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东晋时期，中央和州、郡的大权一直掌握在王、谢、庾、桓四大家族手中，选拔官吏，主要依据门第，选出的官吏多是无才无识之辈。刘裕掌权后，要求按照九品中正制初置时的精神选拔人才，他重用出身“寒微”的人，如刘穆之、檀道济、王镇恶、赵伦之等。他罢免或处死了许多士族或皇族出身的贪官污吏。他的亲信、功臣中有“骄纵贪侈，不恤政事”的，他也严厉惩罚，甚至处死。他下令严禁地方官吏滥征租税、徭役，规定租税、徭役，都以现存户口为准。他还敦崇学艺，修建庠序（地方学校），选备儒官，弘振国学。刘裕死后，其子刘义隆继续实行他的政策。由于刘裕父子的改革，宋初的政治比较稳定，社会经济逐渐繁荣起来。刘义隆在位的30年左右用元嘉做年号，因而历史上称之为“元嘉之治”。
——摘编自《宋书·武帝本纪》等
(1)根据材料，概括刘裕改革的主要措施。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刘裕改革的意义。
材料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至咸丰二年（1852年），生丝出口包数增长了三倍多，洋商到杭嘉湖一带高价收购丝茧，推动了该地蚕桑业进一步发展，“远及西洋番舶，贸迁百万”。太平天国运动后，江浙皖地区鼓励地方发展蚕桑业，江苏南河同知尹绍烈积极响应，在淮安清江浦设立蚕桑局。光绪时期，全国府州县蚕桑局基本上遍布除青藏等少数几个省之外的所有地区，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前后，朝廷多次谕纺劝课蚕桑。新政之际，清政府更加注重实业，各地为提倡蚕桑，振兴实业，大量设立蚕桑局。民国以来，各地蚕桑局仍致力于推动传统劝课蚕桑形式向近现代蚕桑推广模式的转变，这一发展脉络始终贯穿于中国近代蚕桑业发展的整个历程之中。
——摘编自高国金等《晚清蚕桑局的兴衰与变迁》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清蚕桑局产生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晚清民国时期蚕桑局发挥的作用。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新兴君主们根据臣下的功绩来封官授爵，根据爵位高低来规定臣下的薪水。商鞅认为：“行赏而兵强者，爵禄之谓也。”秦朝建立后，一个一千石的官吏每年可得小米34250公斤，所得俸禄已经可以满足相当富裕奢华的生活了。到了汉武帝时期，俸禄以钱币而不是谷物的形式付给，有记载，丞相作为最高官员，月俸是高级官员中两千石的2倍，是中低级官员中六百石的20倍，是低级小吏的100～600倍。魏晋南北朝时期，俸禄内容复杂多样且多以布帛或谷物为主，且多个政权均因战时需要一定程度上削减了百官的俸禄。唐朝官员的收入主要包括职田（朝廷拔给官员自主经营的田地）、俸钱和赏赐。此外，还实行公务用车制度，官员的差旅福利，甚至还有退休金。到了清朝，政府在实行“薄俸制”的基础上，还设置了“养廉银”，并设置完善监管措施，形成稳固的俸禄制度。
——摘编自李博朱玉洁《中国古代的俸禄制度》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造成了“银贵钱贱”，加之局部内战的巨额军费，使得开支不菲的官员因收入被波及而陷入了入不敷出的境地。面对国家的日渐沉沦及吏制的渐趋腐败，有识之士认为要想革新政治，必须对现行的俸禄制度进行必要的损益。在多方力推下，1869年颁布的《中国海关管理章程》一方面采取了中国俸禄制度按年计算的惯例，同时又引进了绩效工资的思想，体现了工资设计与职级高低、职务繁简相配合。外交官员的工资结构也抛弃了旧有的正俸、恩俸、养廉等名目，而是直接按照行政级别的高低拟定工资额，且按月支付，另外报销一定生活费和交通费。伴随着清末新政中的官制改革，清政府开始陆续实行工费、津贴、薪水制度，且改设各部门、各省份自行拟定养廉银数额，出现了如东三省奏定数额高出定额1.3～2万两的现象。
——摘编自鲍伟《晚清文官俸禄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古代官吏俸禄制度的基本特征，并简要进行评价。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清俸禄变化的背景，并说明其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