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中小学教科书政策随着时代变迁而演变。下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中小学教科书政策的发展脉络。
| 时间 | 政策演变 | 基本情况 |
| 1949年—1984年 | “一纲一本”政策的曲折发展 |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生政权将教科书建设放在重要位置。1950年底，我国组建了专业教材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文革期间，人民教育出版社被解散，统编教材遭到全面禁止，教科书编写权下放至地方和学校；改革开放初期，教育领域拨乱反正，修订全国统编教科书，将教科书“国定制”治理模式进一步细化。 |
| 1985年—2000年 | “一纲多本”政策的萌芽阶段 | 为适应社会变迁和教育事业发展，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制十年制和十二年制两版教材，这是“一纲一本”政策调整的重要标志。1986年，教育部设立教材审定委员会，提出有领导、有计划地实现教材多样化，以适应不同地区需要，各地教育差异性得到尊重；1996年，根据需要，国家教委对教材审定各方面作出详细安排和规定，教科书也从“国定制”变为“审定制”。 |
| 2001年至党的十八大 | “一纲多本”政策的落实阶段 | 在民主开放的政策环境中，我国中小学教材建设发生较大变化。 1999年颁发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对教育改革进行全方位部署，“一纲多本”在新课改背景下开展；2001年颁布《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规定实行国家基本要求下的教材多样化政策，新课改着眼于不断发展的国内外环境，努力促进我国教育水平整体提升。 |
| 十八大至今 | “一纲多本”政策的调整阶段 | 十八大以后，党和国家从国家意志的体现和国家事权的彰显角度重视教材建设的价值和意义。2017年3月国家教材委员会成立，办公室设在教育部；同年9月，中小学部分学科教材统一使用“部编本”；2019年，所有年级全部使用部编教材。“一纲多本”教科书政策的调整扭转了教材发行及使用过程中过于市场化的局面，有利于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育人方向，同时提高了教材质量。 |
——整理自卢德生、王垚芝《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中小学教科书政策的演变》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中小学教科书政策演变”为主题，自拟论题并予以论述。（要求论题明确，立论有据，语言准确，逻辑清晰。）
材料 推行农村税费改革是党和政府为解决“三农”问题采取的重大决策。2000年，中央决定在安徽以省为单位开展农村税费改革试点。2003年，税费改革在全国推开。2004年“一号文件”提出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并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黑龙江、吉林两省随后进入试点，实行“两减免、三补贴”政策。“两减免”是指免除农业税、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三补贴”即：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对部分地区农民进行良种补贴，购置农机具补贴。农村税费改革由此转向逐步降低直至最终取消农业税。2005年，全国28个省份免征农业税。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延续两千多年的农民缴纳农业税的历史到此结束。
——摘编自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农村税费改革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国农村税费改革的意义。
材料 隋朝开皇十六年（596年），隋文帝“诏九品以上妻，五品以上妾，夫亡不得改嫁”。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颁布“劝勉民间嫁娶诏”，规定：“男年二十、女年十五已上，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媒媾，令其好合。”唐太宗还明确规定：“刺史、县令以下官人，若能使婚姻及时，鰥寡数少量，准户口增多，以进考第。如其劝导乖方，失于配偶，准户减少，以附殿失。”“故（唐朝）公主再嫁者达二+三……太宗女六。”对此，朱熹指出：“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据统计，“贞观初，户不及三百万”，到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全国户数接近380万户。与此同时，粮食价格从贞观八年（634年）、九年（635年）的斗米四五钱，跌至贞观十五年（641年）的斗米两钱。
——摘编自孙顺华《唐朝妇女观之嬗变与社会政治》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太宗婚嫁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及其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唐太宗婚嫁制度改革的影响。
材料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革命烈士和革命军人的家属，其生活困难者应受国家和社会的优待。”1950年，内务部通令各级政府在清明节纪念革命烈士。各地建立烈士纪念碑、塔、亭、林、墓等。1952年，《人民日报》先后刊载了邱少云和黄继光等烈士的事迹。沈阳市市北区在中秋节和国庆日前夕向烈属、军属发放慰劳高粱米近20000斤。在农村，代耕工作成绩显著，烈属、军属的农作物亩产量已接近当地农民的平均水平。1955年，有414000多名革命烈士子女在国家资助下入学，另有3300多名烈士遗孤得到政府教养。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崇尚烈士、尊敬烈属的社会风气逐渐形成。
——摘编自熊彤《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革命烈士褒扬抚恤工作》
(1)根据材料，概括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革命烈士褒扬抚恤工作的措施。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革命烈士褒扬抚恤工作的意义。
材料 20世纪80年代，为造应军队工作重点转移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人民解放军进行三次体制改革、精简整编。全军总员额由603万压缩到305万，大军区由11个调整合并为7个。20世纪90年代根据国际战略格局和中国国家安全环境的变化，军事战略方针的基点定位于打赢可能发生的现代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军队体制结构进行优化，专业技术兵种部队比例有所上升，全军总员额减少到250万人。进入21世纪，随着现代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中央军委提出完成我军机械化和信息化建设的双重历史任务。全军总员额进一步下降为200万人，在领导管理体制、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优化规模结构等方面改革取得重要成果。
——摘编自丁伟魏旭王巧伟《新中国国防和军队改革历程与启示》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国防和军队改革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意义。
材料
| 颁行时间 | 举措 | 出处 |
| 964年 | 始置诸道转运使以总利权 | 马端临《文献通考》 |
| 964年 | 始令诸州自今每岁受民租及莞榷（政府对盐、铁、酒的专卖）之课，除支度给用外，凡缗帛之类悉辇送京师，官乏车牛者，僦（租赁）于民以充用 |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
| 965年 | 诏诸道当辇送上供钱帛等舟车，并从官给，勿以扰民 |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
| 973年 | 令诸州旧属公使钱物尽数系省（中央管理财物的机构），毋得妄有支费 | 马端临《文献通考》 |
材料 新解放区的教育接管工作，先以中心小学为重点，改造学校行政，调整行政干部，新配备的校长、教导主任绝大多数从北京各校有威望的教职员中选拔，老解放区的干部只占极小部分。新解放区小学教育启发学生自觉自治，废除了过去法西斯化的管理制度。课程设置方面，取消了党义等反动课程，高小增加了政治常识。加强了政治教育、劳动教育，开展了好儿童运动，提出爱国家、爱人民、好劳动、好学习、尊师长、守纪律等口号。师资方面，撤换了个别反动教员，安排一般教员继续工作，并通过个别谈话、暑期学习会等形式对大多数教员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启蒙，还安排老区教员以谦虚、谨慎、诚恳、朴素、艰苦奋斗、为人民服务的作风去影响新区教师。此外，还通过增加免费学额、举办识字班等措施来吸收和照顾贫苦家庭子女入学，如冀中十专区，经过整顿和改造，入学儿童已达二十万
——摘编自中央档案馆编《共和国雏形——华北人民政府》
(1)根据材料，概括华北人民政府对新解放区小学教育改造工作的主要内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华北人民政府对新解放区小学教育改造工作的影响。
材料 民国成立后，知识界普遍认为“农村破产即国家破产，农村复兴即民族复兴”。20世纪30年代乡村建设运动的出现，不仅是由农村落后破败的现实促成的，也是知识界对农村重要性自觉体认识的产物，两者的结合，导致了领域广闻、面貌多样、时间持久、影响深远的乡村建设运动。用梁漱溟的话说，救济乡村只是乡村建设的“第一层意义”，乡村建设的“真正意义”在于创造斯文化。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政权建设进入新阶段。从农村土地关系的改革开始，国家对乡村社会进行权力重组，将政权直接延伸到村庄内部，自上而下建立起了“乡（村）政权”“政社合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治理模式。改革开放后，国家对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建立起政社分开的“乡政村治”结构，“村民自治”得以兴起。进入21世纪以来，农村税费改革重塑了基层治理的形态，由“单中心治里”模式逐步走向党领导下的“多元共治”模式。
——摘编自王晓莉《中国百年乡村建设的历史沿羊与有效性初探）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兴起的背景。
(2)根据材料，概括现代中国乡村建设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意义。
材料 10世纪初，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在韩知古、韩延徽等人的帮助下建立政权。初创之时，辽境内除了有从事游牧的契丹、奚等民族，还有从事农耕的汉族。当时，“庶事草创”，没有完备的法律制度。对此，神册六年（921年），耶律阿保机对大臣道：“凡国家庶务，钜细各殊，若宪度不明，则何以为治？群下亦何由知禁”，于是命大臣“定治契丹及诸夷之法，汉人则断以《律令》”。其中，“治契丹及诸夷之法”为适用于契丹等游牧民族的法律，即《决狱法》。该法由耶律突吕不奉诏编撰，为辽朝最早的一部基本法典，对契丹等游牧民族的不同习惯法作了调整，保留了不少草原传统法律条文。“断以《律令》”即沿用唐朝律法断案，适用于汉族。
——摘编自漆侠主编《中国改革通史》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辽太祖法律改革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辽太祖法律改革的特点。
材料 （贞观）十六年（642年）诏：氏族之盛，实系于冠冕；婚姻之道，莫先于仁义。……燕赵右姓，多失衣冠之绪……名虽著于州闾，身未免于贫贱。自号膏梁之胄，不敦匹敌（配偶）之仪。问名惟在于窃赀，结褵（古时女子出嫁）必归于富室。乃有新官之辈，丰财之家，慕其祖宗，竞结婚媾，多纳货贿，有如贩鬻。或贬其家门，受屈辱于姻娅；或矜其旧族，行无礼于舅姑。积习成俗，迄今未已。……自今已后，明加告示，使识嫁娶之序，各合典礼，知朕意焉。其自今年六月禁卖婚。
（显庆）四年（659年）诏：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范阳）卢浑、（范阳）卢辅、清河崔宗伯元孙，凡七姓十一家，不得自为婚姻。
——摘编自（宋）王溥《唐会要》
(1)根据材料，概括诏书所反映的唐初婚姻现象，并据此分析当时统治者所面临的政治问题。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补充一条唐初为解决上述政治问题所采取的措施，并说明理由。
